OB体育入口app下载堺市素有“亚洲海都”之称，是一个建于14世纪后期日本南北朝动乱时期的国家贸易港城市。据考古发掘，中世纪至近代的堺市遗址（代号为SKT-）是一个南北约3公里，东西约1公里的环濠城池，地处沙丘之上，自然排水性能好，抗震能力也比较强。堺市距离当时的国都京都较近，加上对面与淡路岛相望，港湾的两个入口处都是海峡，形成一个天然的屏障，因此，作为亚洲地区的国际贸易城市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考古发掘资料告诉我们，从1596年庆长伏见大地震层到1615年大阪夏季之战火灾烧土层是“亚洲海都”堺市的全盛时期。

　　堺市茶文化是日本茶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堺市茶文化的发展和贸易形式、历史变迁、禅宗僧侣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我们不妨先对堺市茶文化的发展历史作一个概观。一般来说，堺市茶文化的发展历史可分为如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4世纪后半叶。这一时期因南北朝战乱而有许多达官贵人和禅宗僧侣从京都移居到堺市。在参与遣明船贸易的海会禅寺（建于1332年）等禅宗寺院频繁地举行禅院茶礼是这一阶段堺市茶文化的主要特征。

　　15世纪的后50年是堺市茶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堺市茶文化受到了因应仁之乱(1467—1477年)而来堺市避难的达官贵人和禅僧的影响。在堺市海商借1469年遣明船的首次入港和1476年承包遣明船贸易之机开辟了绕道土佐的东海太平洋贸易航线之后，堺市海商便获得了直接从宁波吸收中国茶文化的机会。1567年明朝政府解除海禁之后，中国的民间贸易船来堺市港贸易，同时也给堺市带来了中国的茶文化。这一阶段是堺市大茶人武野绍鸥、津田宗伯和北向道陈为代表的时期。

　　第三阶段从1580年代前期到千利休、丰臣秀吉死亡的1591、1598年。在这一阶段，使用天目茶碗的禅院茶礼已日趋消亡，把茶碗置于榻榻米之上的“近世茶汤”的茶道形式开始萌芽。引领“近世茶汤形式”①发展的大茶人是千利休、山上宗二、今井宗久等有政治靠山的商人。

　　第四阶段是集茶道文化之大成的“近世茶汤形式”得以确立的阶段。1596年到1615年是堺市作为国际贸易都市的全盛期，这一时期堺市茶文化的主角不是诸侯茶人古田织部，而是堺市的被称为“堺众茶人”的富商茶人和被称作“堺町人茶人”的小商人茶人。

　　这一时期有三种形式的茶室。一种是大茶人和“堺众茶人”所喜欢的草庵茶室，另一种是“堺町人茶人”的“三阶藏茶室” ②。第三种就是和“三阶藏茶室”相连接的书院茶室。堺市的草庵茶室和“三阶藏茶室”的样子，我们可以从1605年绘制的《堺住吉祭礼图屏风》窥知一二。

　　1577年来到日本的耶稣会传教士罗德格里斯在他的《日本教会史》中，对堺市的被称作“市中之山居”的草庵茶室有所描述。文中所描述的“草庵茶室”、“市中之山居”以及“侘”或“寂”的理念，应是从宁波通过堺市海商传入日本的中国茶文化。

　　伞亭是日本茶道始祖千利休的草庵茶室，原本建于丰臣秀吉伏见城内，后来迁移至高台寺。

　　堺市的草庵茶室的源头在宁波。绘有草庵茶室的绘画，主要的有元代钱选的《浮玉山居图卷》（上海博物馆藏）、元·赵原《陆羽烹茶图》、明·文征明《惠山茶会图》、《品茶图》、《林榭煎茶图卷》以及明代唐寅的《事茗图》和《品茶图》。

　　这一时期的堺市茶文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抹茶法，一种是煎茶法。据《南方录》记载，大德寺第117世古溪宗陈禅师曾向千利休提议能否进行“茶汤形式”的煎茶法。考古发掘也曾出土过仿宜兴窑的备前茶注2个、福建广东窑的茶注1个和景德镇窑的小碗，为我们了解堺市的煎茶道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堺市的“茶汤形式”的煎茶法，作为“风炉饰” ③或“炉坛饰” ④的形式一直传承至今。

　　卖茶翁，原名柴山元昭(1675—1763)，日本江户时代人（中国大清康熙年间），他出过家，还俗后以高外游自称。他是中国茶文化的热爱者和推广者，终其一生所推广的饮茶方式，承袭明以来的瀹（yue，煮的意思）茶法，与日本另一支延续宋代抹茶法的茶人形成鲜明对比。

　　卖茶翁，原名柴山元昭(1675—1763)，日本江户时代人（中国大清康熙年间），他出过家，还俗后以高外游自称。他是中国茶文化的热爱者和推广者，终其一生所推广的饮茶方式，承袭明以来的瀹（yue，煮的意思）茶法，与日本另一支延续宋代抹茶法的茶人形成鲜明对比。

　　第五阶段是日本为了避免中国明末清初的混乱局势的影响而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的1630年代。这一阶段的堺市茶文化的情况，可由描绘有抹茶制茶法的1630年代前期的《茶道画屏风》（堺市小谷城乡土馆所藏）见其一斑。《茶道画屏风》是祖籍京都相乐郡，后移居金泽的中黑家作为嫁妆而传到堺市南区丰田的小谷家的。

　　三、遣明船的东海太平洋贸易航线年从日本出发的遣明船于1468年到达宁波。返程为避应仁之乱所造成的混乱局势，1469年绕道经土佐（8月13日到达），首次驶入堺市港停泊。此后，1476年、1483年、1506年、1520年从堺市港启航的遣明船，都是通过这条绕道土佐的东海太平洋贸易航线年以前，遣明船的经营实权是掌握在博多海商和大内氏手中的。自从1469年遣明船第一次进入堺市港以后，遣明船的经营权便为堺市海商和细川氏所掌握。1476年4月11日从堺市港出航的三艘遣明船于1477年到达宁波，并于1478年返回堺市港。承包这三艘遣明船的是堺市海商汤川宣阿、小岛三郎左卫门，以及和泉海商小岛林太郎左卫门尉等人。乘1483年的遣明船前往中国的金子西，于1485年坐民间贸易的商船回到堺市。此外，还有从中国回来的民间贸易船于1485年的5月15日和8月9日返回日本的记录（《蔗轩日录》）。

　　如前所述，宁波和堺市之间的遣明船贸易始于1469年。在此之前，博多海商进口的是龙泉窑的青瓷，但是，堺市海商掌握了遣明船贸易权以后，便转而开始进口景德镇的青花。1483年从堺市港启航的遣明船于1484年抵达宁波，1486年7月4日上午11时至下午1时之间回到堺市港。船上所载贸易商品，见于堺市临济宗东福寺派海会禅寺的季弘大叔禅师于1484年至1486年所记日记《蔗轩日录》。兹摘数则如下。

　　中日两国的海商之所以要归依禅寺，是为了通过中日禅林的组织网络获得有关国际信息和国际信誉。

　　众所周知，宁波是中国的“东南佛国”， 而堺市在日本则有“泉南佛国”之称。从堺市到宁波之间的东海太平洋贸易航线上的沿线港口，禅宗寺院犹如灯塔般地一个接着一个。从堺市南下，阿波的抚养港有胜瑞馆的见性禅寺，土佐的浦户港有吸江禅寺、雪溪禅寺，日向的油津有安国禅寺，坊津有海印禅寺。这些禅寺均为临海济宗。

　　1465年由兵库起航的遗明船于1467年抵达宁泼，同船的日本僧有临济宗的桂庵玄树和同为临济宗的相国寺画僧雪舟等人。雪舟乘同船于1469年回到了堺市港，而1473年乘民间贸易船回国的桂庵玄树却于1478年接受了承包了琉球贸易的管理权的萨摩、岛津氏的邀请。琉球的禅宗寺院圆觉禅寺，是1458年8月8日到达琉球的京都临济宗南禅寺禅僧芥隐承琥，在琉球国王尚线年创建的。

　　《蔗轩日录》还记裁了海会禅寺参与遣明船贸易的情况。包括堺市港在内的东西约321米,南北约856米的范围内，土地都是海会禅寺的庙产。乘坐1476年由堺市港出发的遣明船前往宁波的堺市海商金子西，曾是临济宗建仁寺天润庵掌管事务的禅僧，法名宗悦。他和海会禅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坐1483年堺市港出发的遣明船的禅僧东归光松、东曜利寅、光精待者和堺市海商药行老板五郎次郎，都和海会禅寺有着密切的关系。五郎次郎的儿子出家在建仁寺福聚院当和尚。由此可见堺市海商和禅宗僧侣之间的盘根错节的关系。

　　东海海域是海商贸易和茶文化交流的平台，在这样的交流中，宁波和堺市的禅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临济宗禅僧的作用尤为重要。受到中国茶文化影响的堺市海商，既是被称为“茶人”的文化人，又是从事海外贸易的经济人。堺市的大茶人都是有政治靠山的大商人，是他们在堺市普及了茶文化。这就是在明代被禁止的抹茶的茶文化之所以能在日本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这么说，宁波和堺市在构筑亚洲的大茶文化圈中，具有重要地位。

　　①近世茶汤形式，指和现代茶道那样把茶碗直接放在榻榻米上的一种新的茶道方式。中世茶汤形式继承了禅院茶礼的做法，是把天目茶碗放在天目茶碗托上饮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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