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多年，是中国茶文化研究最为兴盛的时期。这些年来，中国茶文化研究不仅以专著数量的众多、论文大量的涌现而为学界注目，更因其学科意识的自觉、论述域界的扩大、学术深度的拓进而成为里程碑。中国传统的围绕着茶的著述，内容较为驳杂。而在现代，以茶的育种、栽培、制作等科学技术内容为主的研究，形成从属于农业学科的茶学。但新时期以来的20多年，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要内容的部分，逐步从茶学的构架中脱颖而出，演进成具有独特个性的茶文化学。而且，随着茶叶加工的精致、市场销售的变化，也促成了茶业学，亦称茶业经营学或茶叶商品学的分野。可以说，这种三个子学科三足鼎立的状况，是中国茶文化研究当代历程最重要、最有变革性的事件，也为其未来走向规范了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路径，中国茶文化学科的构建从可能变成现实。

　　当代中国茶文化研究是历史的继承和发展，是在前人基础上的累积和前行，也是从传统学术向当代学术形态的变革与演进。2002年4月，我主持编撰《中国茶叶艺文丛书》时，曾将20世纪有代表性的论文编成《茶理玄思——茶论新说揽要》。在为该书写作的专论《含英咀华现茶魂——茶文化论文综说》①中，我把茶文化论文的写作粗略的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传统论说文体。这一时期，是指从唐代至清代的漫长时期。二是现代茶学论文。这一时期是1912年1月至1978年底。第三阶段，新时期以来的茶文化论文。即1978年底至今，这个过程还在延续中。这种划分，不仅符合茶文化论文的状况，也大体适用于整个中国茶文化研究的进程。

　　按照这种划分，第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茶文化研究的奠基期。唐代陆羽《茶经》问世的具体时间，虽然学术界还有不同争议，但在公元780年左右是大体不会有大的偏差的。这部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本茶书的出现，成为中国茶文化确立期的标志之一，也成为中国茶文化研究进入学术视野的标杆。先秦时期和其后虽然有一些关于茶和茶事的文字，但基本上是零散记述，到陆羽《茶经》才形成体系和规模。这本只有七千多字的茶书，由于其原创性和系统性，也由于其传布广和影响大，至今被视为茶方面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也为研究茶史者和茶文化者绕不开的经典。从唐代到清末，我们现在能够见到和已知的茶书约100种左右。②这些茶书有综合性的，也有专题性的，内容相当繁杂。除此之外，还有数量较多的茶文，以论说、序跋、奏议为多，而纯学术意义上的少见。比较而言，清代赵懿《蒙顶茶说》、震钧的《茶说》、《时务报》的《论茶》则颇有学术意味。

　　现代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茶学、茶业的探索。假如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界，无论前期还是后期，都没能突破这一构架。被誉为“当代茶圣”的吴觉农先生，为中国的茶业奋斗七十多年，并从1921年起就发表论文。但在建国前，除茶树原产地问题因谈茶史可列入茶文化外，其余多为中国茶业改革、华茶贸易的现在和将来、祁红茶复兴计划、茶树栽培及茶园经营管理等。而建国后，则只有《湖南茶叶史线年）和《四川茶叶史线年）两文因是茶史，可纳入茶文化研究范畴。而晚年大力倡导“中国茶德”的庄晚芳先生，从1936年到1978年所发表的论文，也大多在茶树品种改良和茶叶专卖、毛茶评价与检验、茶叶贸易、茶树栽培等方面，直到1978年才发表《陆羽和〈茶经〉》与《略谈王褒的〈僮约〉》等可属茶文化研究的论文。至于茶的著作，在建国前的十多种茶书中，仅有胡山源编的《古今茶事》录入了一些古代茶文化的内容。而建国后至1978年间的130来种茶书③，只偶有一二可见茶文化内容，其余均为茶学和茶业的范畴。

　　茶文化的复兴和茶文化研究的重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中国台湾地区，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起飞，使其跻身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寻和回归，1977年第一家茶艺馆的出现，中国茶艺热的兴起，大众对茶文化知识的需要，一些茶文化普及的图书出现，也包括一些研究性的著作。如张宏庸编的《陆羽全集》、《陆羽茶经译丛》、《陆羽研究资料汇编》、《陆羽图录》、《陆羽书录》和《茶艺》，吴智和的《中国传统的茶品》、《中国茶艺》、《中国茶艺论丛》、《明清时代饮茶生活》等，以及廖宝秀著《从考古出土饮器论唐代的饮茶文化》、《宋代吃茶法与茶器之研究》等，都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同时，台湾还出版了一些内地学者撰写的茶书，如李传轼编选的《中国茶诗》，吕维新、蔡嘉德著《从唐诗看唐人茶道生活》，朱自振、沈汉著《中国茶酒文化史》等。而在香港，相当部分有影响的茶书系由内地学人撰写，如陈彬藩的《茶经新篇》、《古今茶话》，陈文怀著《茶的品饮艺术》，韩其楼著《紫砂壶全书》等。

　　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随着经济建设为中心和茶叶产业的需要，随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复兴与弘扬，茶文化在中国内地引起了关注并逐渐兴起。1981年后，庄晚芳等编著的《饮茶漫话》，张芳赐等译释的《茶经浅释》，陈椽编著的《茶业通史》，刘昭瑞著《中国古代饮茶艺术》，陆羽研究会编《茶经论稿》等，都是复兴初期有一定影响的研究和普及之作。特别是吴觉农主编的《茶经述评》，更是权威之作。庄晚芳先生也发表《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1982年），《日本茶道与径山茶宴》（1983年）、《茶叶文化和清茶一杯》（1986年）、《中国茶德》、《略谈茶文化》（均为1989年）等论文或短论，为新时期茶文化研究推波助澜。这一阶段，茶文化研究者大多是茶学与茶业界人士，主要是从茶史、茶艺等层面切入研究。

　　世纪80—90年代之交，是新时期茶文化研究的重要转型期。1989年9月，在北京举办“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士参加活动。1990年9月，茶人之家基金会在杭州成立，旨在弘扬茶文化，促进茶文化、科技、教育、生产和贸易的发展。1990年10月，设在杭州的中国茶叶博物馆基本建成并开放。与此同时，1990年起“首届国际茶文化学术研讨会”召开，并形成惯例每两年举行一次国际性的茶文化研讨会。还抓住契机，先设立国际茶文化学术研讨会常设委员会，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从此，全国各地种种国际性、全国性或专题性的茶文化活动及学术研讨会纷纷举行，极大地推动了茶文化研究的开展。1991年4月，由王冰泉、余悦主编的《茶文化论》和王家扬主编的《茶的历史与文化》两本论文集出版，集中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茶文化论文。也就是在这一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陈文华主编的《农业考古》杂志推出《中国茶文化专号》，此后每年出版两期，成为国内唯一公开出版的茶文化研究刊物。杂志刊登有关茶文化的研究论文和各种不同体裁的文学艺术作品，至今已出29期，约为1450万字。茶文化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大多刊登在这份杂志上。适逢其时，社会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长期坚持茶文化研究，运用哲学、文学、艺术、历史、文化、民俗、民族、文献、考古等多学科的知识和多角度的研究，拓展了中国茶文化研究的领域和视野，撰写和发表了许多有独到见解、有影响力的茶文化论文与著作。如余悦主编的《中华茶文化丛书》（10本）、《茶文化博览丛书》（5本），沈冬梅的《宋代茶文化》等，都是这一阶段有代表性的著作。

　　作为这一阶段研究的亮点之一，一批颇有价值和为研究者带来便利的资料性著作与工具书问世。1981年11月由农业出版社出版的陈祖椝、朱自振编的《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虽然仅有40多万字，却因应一时之需受到欢迎。该书大多对艺文方面的资料视为“游戏之作”加以删削，又留下遗憾。而陈彬藩、余悦、关博文主编的《中国茶文化经典》，则洋洋大观250万字，成为收录古代茶文化资料最全面的资料集。陈宗懋虽然以茶叶生化研究享誉海内外，后成为国内茶学界唯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却以极大热情主编《中国茶经》和《中国茶叶大辞典》。这两部大型著作，虽然由茶学家主持，却有相当部分关于茶文化的内容与研究成果。此外，还有朱世英主编的《中国茶文化辞典》等。

　　世纪即将过去，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全国各个学科都掀起一股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热潮。中国茶文化研究也同样进行着深入的反思。凱亚先生曾就研究状况分析利弊得失，不无担忧地提出改变“我国现代茶学在理论探索上的贫困现象”。（《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1999年第4期）提升茶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平，加强茶文化学科建设，提到了新世纪的面前。学术研究是长期和艰辛的劳作，不可能“拔苗助长式”的飞快改变局面。最近几年，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罕见，但偶尔也有耀眼的光芒。如陈文华的《长江流域茶文化》，关剑平的《茶与中国文化》，滕军先有《日本茶道文化概论》，后有《中日茶文化交流史》，均为厚重之作。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也意识到加强学术研究的重要，于2005年成立茶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组织一批著名的茶文化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并且投入巨资，有组织有计划地完成一批研究课题。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也把“中国茶文化研究”作为重点学科，集中科研力量和科研经费，进行学术研究攻关。“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也许这一段时间相对的空寂，正是中国茶文化研究在重新集束力量，在进行一场带有战略性的前哨战。这一阶段，正是中国茶文化研究的突破期。

　　在对中国茶文化研究历程的简单回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地球上茶类植物存在六千多万年，但人类发现和利用茶的历史最多可追溯到几千年前；虽然中国人在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已有四五千年，但中国茶文化的完备与确立只有一千二三百年的时间；虽然中国茶文化事项的存在与记述可以追寻到先秦之际，但严格意义上的中国茶文化研究兴起才只有20多年。中国茶文化研究的当代历程，几乎是与新时期以来茶文化的发展同步而行。

　　茶文化研究的当代历程，最重要的是将茶文化与茶的其他方面探讨相区分，自觉增强学科意识，并逐步形成具有独立性的中国茶文化学科。在搜寻古籍汗牛充栋的文字中，我们只能见到诸如“茶德”、“茶道”等记载，而没有“茶文化”之类的词语。现代茶书、茶文，也没有这样的说法。目前检索的结果，应该说这一名称是当代社会的产物，并且最迟于1982年就出现了。因为这一年，庄晚芳先生发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一文。1987年5月由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的张宏庸先生撰写的《茶艺》一书，也采用了“中国茶文化”的名词。1988年6月，台湾又成立了“中华茶文化学会”。不过，这一时期仍然是过渡期。1989年，国际性的大型活动还称“茶与中国文化周”。中国茶文化作为一个固定搭配的词，还缺乏稳定性和权威性。但是，这种状况很快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过长期筹备和批准，1990年在江西南昌设立“中国茶文化大观”编辑委员会，并陆续推出相关书系，包括《茶文化论丛》、《茶文化文丛》等。1991年5月，姚国坤、王存礼、程启坤编著的《中国茶文化》一书由上海文化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这是第一本以“中国茶文化”为名称的著作，随后又有王玲的《中国茶文化》于1992年12月由中国书店出版，陈香白的《中国茶文化》于1998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同一名称的著作反复问世，这种“重名”现象除了证明茶文化热，还说明“中国茶文化”名称已经定型和得到公认。

　　但是，在一段时间内，著作和论文重点在关注一些茶文化事项的研究，而对于其整体状况，尤其是学科属性没有涉及。1991年4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茶文化论》一书，收入由余悦撰写的《中国茶文化学论纲》一文（当时署笔名彭勃），对构建茶文化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探讨。文章认为：茶文化的整体特征包括综合性、民族性、地方性、传承性，还有社会性、集体性、类型性及播布性。中国茶文化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又是一门开放的学科，还是一门边缘学科、一门当代之学。论文提出中国茶文化结构体系的六种构想，并进而认为茶文化学必须研究和解决六大问题：茶文化基本原理、茶文化分类学、

　　茶文化历史学、茶文化信息学、茶文化的比较研究、茶文化的研究方法。后来，作者多次在不同的论著、不同的场合阐述了这些观点。在受《中国茶叶大辞典》编辑委员会委托撰写前言时，作者又一次阐述围绕茶叶研究的学科应包括茶学、茶业学、茶文化学三个子学科。建立中国茶文化学的观点与呼吁，受到茶界和茶文化学界的重视。刘勤晋主编的高等学校茶文化教材，就以《茶文化学》为书名。随后，又有一些探讨中国茶文化学的论文问世，如王玲的《关于“中国茶文化学”的科学构建及有关理论的若干问题》，陈文华关于茶文化方面情况的梳理与反思，赖功欧、陈香白、丁以寿关于茶文化研究的一些论文，都对茶文化学科体系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滋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任何学科的提出和构架，很重要的是有没有内涵和灵魂。对于中国茶文化精神的探讨，对于中国茶文化思想的内核，这些研究是茶文化学科提升和深入的必备课题。陈香白提出，“中国茶道”的内涵是“七义一心”。他具体分析说，中国茶道涵盖着七种主要义理，即所谓的“七义”：茶艺、茶德、茶礼、茶理、茶情、茶学说、茶导引；中国茶道精神的核心，即所谓的“一心”是“和”。一个“和”字，不但囊括了所谓“敬”、“清”“寂”、“廉”、“俭”、“美”、“乐”、“静”等意义，而且涉及天时、地利、人和诸层面。④赖功欧则对儒释道与中国茶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全面探讨，撰写出版了专著《茶哲睿智·中国茶文化与儒释道》。他认为：中国茶文化的千姿百态与其盛大气象，是儒释道三家互相渗透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茶文化最大限度地包含了儒释道的思想精神，融汇了三家的基本原则，从而体现出“大道”的中国精神。宗教境界、道德境界、艺术境界、人生境界是儒释道共同形成的中华茶文化极为独特的景观。⑤陈文华在写作《中华茶文化基础知识》时，曾对茶文化和茶道的一些观点进行梳理，归纳为：茶道精神是茶文化的核心，是茶文化的灵魂，是指导茶文化活动的最高原则。⑥而在《长江流域茶文化》一书中，他进一步认为：“和是茶之魂，静是茶之性，雅是茶之韵。实际上它们既是中国茶艺的主要特点，也是中国茶道的本质特征，因为茶艺、茶道本来就是互为表里的，故其特征也必然会表里一致。”⑦余悦对茶道进行过系统的阐述：“作为以吃茶为契机的综合文化体系，茶道是以一定的环境氛围为基础，以品茶、置茶、烹茶、点茶为核心，以语言、动作、器具、装饰为体现，以饮茶过程中的思想和精神追求为内涵的，是品茶约会的整套礼仪和个人修养的全面体现，是有关修身养性、学习礼仪和进行交际的综合文化活动与特有风俗。茶道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涉及艺术、道德、哲学、宗教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⑧他具体分析了儒释道和民众观念对茶道的影响，概括出中国茶道精神为：中和之道，自然之性，清雅之境，明伦之礼。中国茶道精神是和中国的民族精神、中国民族性格的养成、中国民族的文化特征一致的。中国茶道精神只是中国民族精神、中国文化精神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又是这一大的背景下的一个分支。在当前经济全球和文化多样性的大背景下，中国茶道精神的走向也必然要进行变化。⑨他以“儒释道和中国茶道精神”为题在日本东京进行演讲，获得广泛好评。⑩他的这一学术观点已被全国统一的《茶艺师》培训鉴定教材采纳，在更广阔的天地传播。(11)他还把相互关联的中国茶道和中国茶艺加以区别：“茶道”是“茶艺”的精髓，“茶艺”是“茶道”的表征。不谈“茶道”的“茶艺”，不免见木不见林，缺少厚重；没有“茶艺”的“茶道”，则不免流于抽象，神韵不足。(12)“艺通于道”、“道与艺合”，(13)这就把茶道与茶艺两者千丝万缕的联系明晰地解剖清楚了。

　　在新时期的茶文化研究中，对于茶艺的探讨是重点之一，也是最有成就的方面之一。茶文化的复兴与弘扬，首先是从茶艺实践开始的。喝好一杯茶，从随意的饮茶到艺术的品茗，有高下之分，雅俗之别。从品茗形式的规范向品茗精神的追求，茶艺经历了一个由肤浅到精深，由表层到厚重的过程。正是在品茗艺术不断深化的进程中，学术界对其关注、探索，不仅在技艺层面逐步走向精致，而且在学理层面逐步走向升华。关于茶艺学术方面的争论和成果，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茶艺的产生与茶艺名称的由来。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种认为唐代陆羽时期茶艺就有完备的形态，茶艺的定型应该是在唐代。学者们依据大量的文献资料考证，起码在唐代“艺”字就与“茶”字发生联姻；宋代之际，“艺”与烹茶、饮茶联系在一起；在这之后，“艺茶”之说频频出现；20世纪30年代，“茶艺”两字连用就已在中国内地出现。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地区使“茶艺”一词广泛使用，并且和茶艺馆产生了紧密的联系。第二种认为，台湾地区创造了茶艺名称和茶艺方式。其依据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茶艺一词得到台湾地区学者的首肯，并且得到广泛的采用，但却忽略了台湾人士都称茶艺源于内地潮汕等地。比较两种意见，前者有相当多的资料依据，又关照由历史到现实的演变，更有值得重视的必要。

　　二是茶艺的界定。虽然诸说并起，尘埃未定，但大体说来不过是广义说、狭义说和两者并存说。为台湾茶叶生产和茶艺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吴振铎先生是持广义之说。他在《中华茶艺杂志创刊词》中说：“‘茶艺’是茶叶产、制、销的技艺与饮茶生活艺术之溶化与升华的总称；是广义的‘茶道’，与农业、艺术、文学等有密切的关联。”(14)在内地，陈香白先生主张茶艺的广义之说，认为“茶艺就是人对种茶、制茶、用茶的方法与程式。”(15)台湾茶艺专家蔡荣章和江西茶文化专家陈文华先生都持“狭义说”。蔡先生认为：“‘茶艺’是指饮茶的艺术而言。……讲究茶叶的品质、冲泡的技艺、茶具的玩赏、品茗的环境以及人际间的关系，那就广泛地深入到‘茶艺’的境界了。”(16)陈文华先生认为：“我们赞成按狭义的定义来理解。通俗地说，茶艺就是泡茶的技艺和品茶的艺术。其中又以泡茶的技艺为主体，因为只有泡好茶之后才谈得上品茶。”(17)台湾茶艺专家范增平先生则持两说并存论。他认为：“广义的茶艺是，研究茶叶的生产、制造、经营、饮用的方法和探讨茶业原理、原则，以达到物质和精神全面满足的学问。”“狭义的解说，是研究如何泡好一壶茶的技艺和如何享受一杯茶的艺术。”(18)浙江湖州茶文化专家寇丹先生也持广义和狭义并存说，并且用词也与范增平先生相同。(19)余悦具体分析了“茶艺”产生歧义的原因，提出了界定名称的原则，认为：“所谓‘广义’，只不过把茶学的、茶叶商品学和茶文化学范畴内的其他东西，笼而统之拼成‘大杂烩’。茶艺只不过是茶文化的一部分，使其独立出来，才免得成为其他的附庸。”(20)他还进一步解释给《中国茶叶大辞典》撰写“茶艺”词条时表述的“茶艺是指泡茶与饮茶的技艺”的多重含义。(21)“一是把茶艺的范围仅仅界定在泡茶和饮茶的范畴。种茶、卖茶和其他方面的用茶却不包括在此行列之内。”“二是指茶艺包括泡茶和饮茶的技巧。”“三是指茶艺包括泡茶、饮茶的艺术。”他总结道：“我们认为茶艺的内涵，应该是泡茶、饮茶直接相关的技巧与艺术方面的内容。而与茶艺相关的其他方面，则应该属于其外延。我们之所以把茶艺和其他相关方面严格区别开来，只是使其更为科学，更为准确，也更有利于发展。当然，茶艺不可能与茶文化的其他方面，甚至茶学的、茶叶商品学的其他方面截然分开，也有交流、交叉，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22)这些争论，进一步明确了茶艺的内涵和外延，也为茶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是茶艺特征的研究。茶艺虽然具有很强的学术研究价值，具有很强的学理性，但又具有很切近的实践性，具有很实在的使用性。因此，有相当一部分人员的探讨集中在具体品茗艺术的层面，主要集中在茶叶、品茗用水、茶具、冲泡技巧和品茗环境研究。同时，丰富多彩的各民族茶俗，各地独特的饮茶风俗、茶与礼仪等，也成为论著的重要内容。与此相关的中国茶艺馆研究，也进入到学者的学术范围。而其中较有理论色彩和理论深度的，如《茶馆闲情——中国茶馆的演变与情趣》、《中国茶馆》(23)等。

　　当代中国茶文化研究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还由于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内容丰富，涉及茶文化的众多方面，例如：关于茶文化史研究，包括①茶文化的段代史，如茶文化的起源，各个历史朝代的茶文化史。②中国饮茶史，如各个不同时期的饮茶方法。③茶业经贸史，如中国古代的茶商和茶叶商帮，古代茶马互市，茶马古道，茶叶外销历史。④著名茶人研究，如探索其生平、思想和对茶文化的贡献。

　　关于中外茶文化交流的研究。中国茶的外传，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的汉代。在中国对外交流史上，茶叶和丝绸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茶文化论文对于茶叶最早的外传时间，对“茶叶之路”的走向，以及日本茶道，韩国茶礼，亚洲其他国家茶事，欧洲的饮茶风尚，世界其他地区的饮茶与茶事，都做了有益的探索。

　　以上所说，远非当代中国茶文化研究成果的全部，而只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方面。据不完全统计，20多年间茶文化学术性和学术普及性的著作约有600多种，论文则更是不下于3000多篇。在这庞大的数量当中，虽然质量高者不多，但却为学术积累和学科建设奠定了厚实基础。更重要的是，茶文化研究方法也开始出现多样性，注重多学科的交叉，多种方法的运用。特别是学术争鸣初步兴起，成为茶文化研究兴旺发达的前提，学术不断突破的基石，也是学科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茶文化研究现在正走在一个十字路口，面临着机遇，也面对着挑战。如果套用一句哈姆雷特式的提问，是否可以说：前进，还是后退；厚重，还是肤浅；持久，还是喧嚣；发展，还是衰落，这是一个问题。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也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国茶文化研究要有新的的突破和新的发展，要走上学科建设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的道路，有五道需要直面的坎，或者说五座需要爬越的坡。

　　经过多年的研究，中国茶文化研究领域及其学科特性已经初步明晰，但是，客观来看，茶文化的学科地位并未确立。在全国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项目的申报方面，茶文化很难进入相关的学科视域，至今课题指南没有任何相应的内容列入。而在高校的学科系列中，也难于觅其踪影。中国茶文化学科地位的不确定，使其不得不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境地。造成这种状况，自然有其客观原因：一是因其物态性。茶叶是一种物质存在，茶叶的种植、加工是一种物品的生产，茶叶的包装、销售是一种物资的流通。茶的物态性，使其他方面的光彩受到影响。二是因其实用性。茶叶的品饮，是中国人开门七件事之一。客来敬茶，是民间最为常见的习俗和礼节。茶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的功效，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三是因其多样性。茶文化研究的是有关茶叶的社会与精神功能方面的问题。从具体事项来说，就涉及到许多方面，例如：经国大事的茶税茶法，茶马交易；礼节礼仪的宫廷茶仪、宗教茶仪、家庭茶仪；市民生活的茶馆、茶楼、茶坊，茶与人际交往；社会习俗的婚礼茶仪、民族茶俗、地域茶规；文学艺术的茶故事传说，茶书法绘画、茶歌茶舞、茶的建筑，等等。从学术层面来看，茶文化与哲学、社会学、民俗学、文艺学、文化学、美学和历史学、心理学等互相联系，相互渗透。正是由于这三种特性，既成就了茶文化的学科特质，又影响着茶文化的学科地位。物态性，容易导致精神文化的被忽视；实用性，容易导致思想内涵的被淡化；多样性，容易导致学科形象的被边缘化。但是，正如俗话所说的：有一利必有一弊。同样的道理，利弊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由弊也是可以转化为利的。归根结底，茶文化学科地位的不确定，还是在于自身，在于自身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影响力。在目前的情况下，茶文化研究最有可能产生较强影响力的，大体有六个方面：一是与哲学相关的研究，即中国茶文化与儒释道及其他思想层面的探讨，中国茶文化精神的进一步探寻；二是与历史学相关的研究，如茶文化各个历史阶段和事项的研究；三是与文学艺术相关的研究，许多文学艺术形式都有关于茶的内容，都值得关注和探讨；四是与民俗相关的研究，中国许多民族和地区都有饮茶的习惯，许多民族传统习俗中也有用茶的风俗，这方面还有许多未被发掘的领地；五是与美学相关的研究，茶艺可以说是美的集中表现，但对这一形态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情趣都缺乏有深度的成果；六是与文化学相关的研究。茶文化本质上就是属于文化学的范畴，由于文化学的学科定位的游移性，也影响到茶文化。不过，社会学中有文化社会学，也有文化学的位置。更多地导向与文化学相关的茶文化事项研究，无疑也是良策之一。这六个方面的茶文化研究，都与已经有明确定位的学科相衔接，更有利于在某方面或多方面研究的突破。只要茶文化事项的诸多研究在其归属的学科有位置，那么，就有利于茶文化学科整体地位的确立与凸现。

　　我们常常说大视野，其实，这只是一种空间的说法。大视野只是一种广阔的概念，不一定有纵深感。学术视野应该有更多的要求，既要有广度，还要有深度。打一个比方，学术视野应该具备广角镜、聚焦镜、长焦镜、近摄镜多种功能。学术视野应该既关注历史的化石，又关注现实的动态，还关注未来的走势。学术视野应该既关注区域的事项，又关注全国的事物，还关注世界的变化。中国茶文化研究要有新的突破，必须使我们的学术视野更有洞察力、穿透力。但是，当前学术视野在广度和深度还存在相当的差距。一是在学术研究领域方面，大多集中在少数区域，如茶艺、茶具等方面较为热门，而有的则为冷清之地。二是缺乏将历史与现实会通研究的能力。关注于历史的，说古代头头是道，而对现代的流变漠不关心。研究茶文化现实问题的，对历史知之不多，谈起来往往信口雌黄。历史是现实的源头，现实是历史的延伸。只有把两者会通研究，才能正确和准确地清楚茶文化的运行轨迹。三是研究方法的单纯和乏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史告诉我们，研究方法是建立体系的重要问题，有的学派体系就是建立在新的方法上的。在茶文化的领域里，历史研究、综合研究、分类研究、比较研究、专题研究、实证研究，都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并将继续发挥应有的效用。但是，任何方法都不是万能的、完美无缺的。对不同的课题内容，要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某些比较复杂的问题，要使用多种方法。对一些新兴的研究命题，不仅要采取传统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还要与时俱进采用新的有效方法。如果方法太过单一和狭窄，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是不太可能的。提升学术视野的办法，一是科学理智地总结过去的学术研究，清楚哪些问题是解决了的，哪些是有待解决的，还有哪些是需要研究而又没有企及的。二是学习其他学科，特别是相邻相关学科的进展，吸取它们有益的经验和教益，丰富和发展茶文化研究。三是要有学术流派意识，朝着形成和建设不同的学术流派而努力。学术流派是一个学科完善和成熟的表现之一，也是学术视野在高级层面的产物。我们强调学术视野，并不是漫无边际的。任何学术视野即使再广再深，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形成和建设不同的学术流派，就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立于一隅而面向全局，由局部的视角凝聚成广阔而深邃的视野。

　　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深入，还有赖于新资料的发掘与发现。新时期以来的茶文化研究，其基础性工作之一就是多部资料性的著作问世。这既是茶文化研究的成果，也为茶文化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些资料集主要是三个方面的：一是历史资料的汇编。最有代表性的是最早出版的《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和资料最翔实的《中国茶文化经典》，还有收录现存茶书最多的《中国古代茶叶全书》(24)。据我们所知，编《中国茶文化经典》时原始资料有600多万字，而收入书中的仅有280万字。随着近些年学术出版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古籍资料被发现，一些大型古籍图书的出版，也越来越显示出增补这类图书的必要。我们正在坚持不懈地努力，做沙里淘金的工作。并期望能够出版光盘版，增加多种检索功能，使用更为便捷。二是地方志资料的蒐集。《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将南宋嘉泰年间（1201—1204）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编撰的地方志（计有16个省、自治区的1226种省志与县志）中，有关茶和山、水的历史资料悉予收入。可惜，因只印行500本，流传不广。《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收入26个省、市、自治区的1080种方志中有关茶叶的资料，以“物产”一项最为详尽。据统计，全国方志有2000多种，也许还在其他方志中有茶的资料。更何况，除了物产、茶和山、水外，还有关于茶俗、艺文、谚语、茶史的许多资料，也都需要钩沉。三是现当代和专题的茶文化资料。《中华当代茶界茶人辞典》(27)宗旨为系统介绍1949年以来存在的茶叶单位情况和著名茶人传记，并酌收海外华人开办的茶叶单位情况和著名茶人传记。但当时只完成“初编”，收入茶人传记418篇，单位简介264篇，名录1694条，介绍国外茶业机构64个，而拟议中的“续编”、“三编”未能完成，缺漏甚多。更何况出版在10年前，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也需要进行充实。此外，茶的传说故事集《清茗拾趣》(28)，收录茶的诗词、散文、小说、歌曲和论文的《中国茶叶艺文丛书》(29)，也都给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便利，却并非这类资料的“全编”。除了这些类型的资料搜集还有大量基础性工作外，还可以从更广泛的范围去搜集资料，如最新文物考古的发现，民间茶俗、茶事的调查。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书面的、器物的、语言的、照片的、摄像的多种载录方式并用，以建立起更为完备的现代茶文化资料库。

　　与茶相关的国际交流，可以说是古已有之，于今更盛。(30)古代茶方面的国际交流，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单向的。由于中国是茶的原产地，也是茶文化的发祥地。所以，基本上是由中国向国外的输出和传播。二是区域性的不平衡。中国茶早在汉代就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最迟唐代就已将茶文化传到他们的国度。这是因为同属于东方文化圈，文化易于交流和影响。虽然唐代就已开辟，宋元时进一步发展的海上“茶叶之路”，将茶叶传向南洋，并于16世纪逐步传播欧洲等地，但基本上只是茶叶的传输，而缺乏茶文化内容。三是传播方式的差异。茶文化向朝鲜半岛和日本传播，主要是僧侣和遣唐使等人，并且使茶叶和茶书、茶器、饮茶方法同时传入，而向南洋和欧美，主要是商业贸易行为。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和日本、韩国，进一步加强了茶文化交流。而新加坡、马来西亚也以喝中国茶、学习中国茶艺为荣，甚至美国、法国也有一些人员对中国品茗艺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行学习和交流。这一时期，茶文化交流更成气候和规模，多表现为双向度的交往与交流，品茗艺术成为最具亲和力的轨带。更可喜的是，许多海外人士积极参与在中国举办的国际性茶文化研讨会和茶事活动，加强了对双方学术研究、学术兴趣、学术进展的了解，促进了茶文化的学术对话。中国的专家学者也纷纷应邀到国外讲授茶文化课程，参加国际性的茶文化学术研讨会，能够更多地放开眼睛看世界。但是，在这种热热闹闹国际茶文化交流表象的背后，从学术层面来看，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例如，在各种国际研讨会上，大多数情况下是“自话自说”，缺少学术观点的撞击，缺乏深入的探讨。由于文献资料的不足，双方的了解有限，交流时也很难专注有深度的学术问题。现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茶文化专家，大多年岁已高或进入老龄，外语水平，特别是口语水平欠缺，也影响了直接交流。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态势下，茶文化研究的国际交流是一种趋势。从表面的升温，走向实质的深入，这是一个过程。需要增加交流，增进直接对话，增进双方的学术积累和学术了解。这样，中国茶文化研究就能够不断得到提升。

　　任何事业的发展，都需要人才的支撑。茶文化研究的兴盛，也取决于人才的素质。20多年来，随着茶文化的繁荣，茶文化方面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旺盛。茶文化教育受到重视，国内已经形成人才培养的网络系统。不过，茶文化教育目前重在培养茶学人才和实用型人才，而缺乏培养茶文化研究型人才的机制和体制。(31)现在，大学教育正在由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硕士特别是博士，才是培养高级的研究型人才。而茶文化教育方面，专业只有大专层次的，茶学才有本科以上的，附带学习一些茶文化课程。茶文化教育的本科缺位，硕士和博士更是未提上议事日程。也有以茶文化方面的论文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但或是茶学专业招进的学生，或是其他专业（如古代文学与历史等）而对茶文化感兴趣者。我们主张学科的综合和交叉，也不排除各个专业都为培养研究型的茶文化人才出力。但是，茶文化专业有自身的学科体系和素养要求，旁及或兼顾自然有时会出“奇招”、“绝招”，却也会给人留下“野路子”的印象。其实，国外就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如韩国都有专业学习茶文化的研究生，我们这么一个茶文化发源的大国，为什么不能够设置相应的学位呢？这和学校教育课程设置的滞后，学位设置的不合理相关联的。对于一些边缘性的，或是综合性的，或是新兴的学术不重视，难于突破固有的模式和规则，也必然影响这些学科的发展。不仅仅茶文化研究型人才培养如此，还有一些同样类型的实例。当然，要改变思维定势不是一朝一夕的，要改变原有的潜规则更非易事。在现存的条件下，唯有面对现实，又积极进取。一是把茶文化研究向更多的学科拓展和延伸，形成规模和产生影响，引起对这方面研究人员培养的重视。二是在茶学专业的基础上进行“嫁接”，争取多设置一些茶文化学位方向，并且采取文史与农学学员兼收的办法，扩大生源基础和学生理论知识的领域，培养复合型的研究人才。三是在一些文科专业领域，如文学、历史、文献、民俗、文化、旅游等学科，也增加茶文化学位方向，使更多的具有人文素质的人才成为茶文化研究队伍的后备力量。对现有的从事茶文化普及与研究的人员，也要追踪学术前沿，不断提高学术水准。

　　社会存在决定着事物走向。用茶、饮茶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特别是引起极大恐慌的非典来临时，茶对人类免疫力增强的极好功能，对人体身心健康的极好效用，进一步证明：茶是原子时代的饮料，是21世纪最值得青睐的健康饮品。(32)这种现实需要，将形成有利茶文化研究生存的广阔空间。

　　茶文化一贯是与哲学、与社会、与人生、与学术紧紧相依存的。宋代大儒朱熹曾常常以茶阐述高深的理学，当代学术名家钱穆曾指出：“苟写一部中国饮茶史，亦即中国社会史人文史中重要一项目。”(33)这种学术的血脉，是不可能割裂和割断的。

　　①参阅余悦主编、赖功欧选编的《茶理玄思·茶论新说揽要》，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该专论还刊载于《农业考古》2002年第2期（《中国茶文化专号》总23期）296—299页。

　　②陈祖椝、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称中国古代茶书100种（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阮浩耕、沈冬梅、于良子点校注释的《中国古代茶叶全书》收入茶书64种，另附已佚存目茶书60种（浙江摄影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余悦在为《中国茶文化经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撰写的专论《让茶文化的恩惠洒满人间——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综论》一文中，认为“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已知的古代茶书有124种”。余悦主持正在编撰的《中国历代茶书详解》一书，又辑轶了几本古代茶书的遗篇。这一研究成果，计划在2006年底推出。

　　③参阅余悦、周志刚编《中国古今茶书简目》（见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的《中国茶文化经典》第829—839页）。该书目分为8个部分：1、唐五代茶书（618—960），2、宋元茶书（960—1368），3、明代茶书（1368—1644），4、清代茶书（1644—1811），5、现代茶书（1912—1949.9），6、当代茶书（1949.10—1978），7、新时期茶书（1978—1999），8、港台茶书（1972—1992）。

　　④陈香白《中国茶道的义理与核心》，《农业考古》1992年第4期（《中国茶文化专号》总第4期）17—21页。

　　⑤赖功欧《茶哲睿智·中国茶文化与儒释道》，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

　　⑥陈文华编著《中华茶文化基础知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111页。

　　⑦陈文华《长江流域茶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293页。

　　⑧余悦《中国茶文化史上的第一座高峰——唐代茶道的特征及其历史地位》，《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总第13期，后收入《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五洲传播出版社2000年出版。

　　⑨余悦《中国茶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311—361页。

　　⑩余悦《儒释道和中国茶道精神》，《农业考古》2005年第5期115—129页。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组织编写，陈文华、余悦主编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茶艺师（基础知识）》第18—19页。

　　余悦《探求中国茶道的真谛》，系为林治《中国茶道》一书写的序言，书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

　　余悦《中国茶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131—144页。

　　陈香白、陈再粦《“茶艺”论释》，《农业考古》2001年第2期（中国茶文化专号总21期）30—32页。

　　蔡荣章《现代茶艺》，台湾中视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3月出版，第202页。

　　陈文华《中华茶文化基础知识》，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2月第2版102页。

　　范增平《茶艺界论》（1987年10月12日写），见《台湾茶文化论》，台湾碧山岩出版公司1992年6月初版88页。该文后收入作者的《台湾茶艺观》一书，由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3月初版，233页。在范增平著《中华茶艺学》（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4页）有同样的表述。

　　寇丹《茶艺初探》，《农业考古》1997年第4期（《中国茶文化专号》总14期）。

　　陈宗懋主编《中国茶叶大辞典》，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576页。

　　余悦《中国茶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147—149页。

　　吴旭霞《茶馆闲情——中国茶馆的演变与情趣》，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连振娟《中国茶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这几部书，分别为：陈祖椝、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陈彬藩、余悦、关博文主编《中国茶文化经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阮浩耕、沈冬梅、于良子点校注释《中国古代茶叶全书》，浙江摄影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对于这类资料集，既是茶学家又是茶文化专家的程启坤先生有详细的分析：“回顾历史，想汇编茶书的人很多，但做成者寥寥。自唐代陆羽著《茶经》之后，仿效者有之，补遗者有之，抄袭拼凑者有之。当然也真有一些认真补正汇编者，如清代陆廷灿的《续茶经》，列有历代茶书72种；1941年胡山源编《古今茶事》，列茶书23部；1958年万国鼎编著《茶书总目提要》，共列98种茶书提要，其中包括现存的53种，已佚失的45种；1981年陈祖椝、朱自振编的手写本《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收有茶书58种，还收有一些记述茶事的文献；1987年日本布目潮沨编的《中国茶书全集》收有33种茶书；1999年阮浩耕、沈冬梅、于良子汇编的释注校点本《中国古代茶叶全书》，收有64种茶书，并列存目茶书提要60种。以上这些，都可认为是为茶文化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资料，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前不久刚获得厚厚的一本《中国茶文化经典》，有250万字，因来不及细读，只能粗粗地翻阅一下，因此是‘观感’，而不是‘读后感’。这本巨著除收有历代茶著外，还有茶文、茶诗、杂著等；除正文外，还有可供参考的附录，其中包括中国古今茶书简目，历代茶著茶诗文作者小传等。粗粗统计了一下，这本经典收集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资料42篇，隋唐五代时期的315篇，宋代1406篇，辽金元时期的186篇，明代584篇，清代1184篇，附录8篇，共计有3725篇。收集资料数量之多是史无前例的。”（见《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1999年第4期63页）。

　　吴觉农主编《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

　　王冰泉、余悦主编《中华当代茶界茶人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

　　王冰泉、余悦主编《清茗拾趣》，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同类型的书还有，如华积庆选编《中国名茶传奇》，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陈斯福、陈金水主编《福建茶叶民间传说》，新华出版社1993年1月出版。

　　余悦主编《中国茶叶艺文丛书》，全套5本，分别为《茶吟遣兴——茶诗茶词撷英》、《茶情雅致——茶文散记粹编》、《茶间况味——茶事小说辑录》、《茶韵悠然——茶歌茶曲集萃》、《茶理玄思——茶论新说揽要》，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可参阅余悦《茶趣异彩——中国茶的外传与外国茶事》，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参阅余悦《茶艺教育发展的新阶段》，《农业考古》2002年第4期（《中国茶文化专号》68期）120—128页。

　　参阅余悦《家庭茶知识手册》，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3—38页。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12月初版41页。OB体育入口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