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明海英就唐代茶史研究问题，采访了武汉大学茶文化研究中心宋时磊研究员。采访中，宋时磊对唐代茶史研究现状和未来研究问题做了分析。现将问题和答复内容整理如下：

　　从唐代起，茶成为上至士子人文下至贩夫走卒的日常饮品，是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商品，江浙一带的富商因经营茶叶而成为富商大贾，正如敦煌文书《茶酒论》所言“舒城太湖，买婢买奴。越郡余杭，金帛为囊”。因此，早期唐代茶史的研究，往往被含纳入隋唐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经济史等领域，1934年日本新光社出版的“世界文化史大系”第七卷《隋唐之盛世》、1943 新中国书局出版的李剑农《中国经济史》等，都是从这些角度对唐代茶叶有所涉猎。唐代茶史也是中华饮食文化史的一部分，台湾学者陈伟明《唐宋饮食文化史》、大陆学者徐海荣主编《中国饮食史》都从饮食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关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茶文化的日益复兴，茶叶逐渐从饮食、经济、文化等领域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1987西安法门寺地宫唐代整套茶具的出土，为唐代茶史注入了；1991年《农业考古》杂志推出“中国茶文化研究专号”，又为唐代茶史提供了学术阵地。自此之后，唐代茶史研究得以迅速发展。

　　茶史研究既是专门研究，又属综合性研究。目前唐代茶史研究涉及的领域较多，茶与政治方面，主要关注贡茶与赐茶制度，如胡耀飞的《贡赐之间：茶与唐代的政治》；茶与经济方面，主要梳理唐代茶叶产地和茶区、产量和价格、贸易和流通体系等方面，以及茶税、茶榷等茶业经济政策，唐耕耦、张秉伦、王洪生、吕维新人都有专论，孙洪升出版了《唐宋茶业经济》的专著；茶与文学方面，则主要是对唐代的数百首茶诗有了较为全面的梳理、考证、评析，钱时霖等《历代茶诗集成 唐代卷》将唐代茶诗全面汇编，台湾学者林珍莹《唐代茶诗研究》以及颜鹂慧的《唐代茶文化与茶诗》的研究较有代表性；茶与思想、宗教方面，主要分析儒释道等思想在茶中的融合和美学效果，以及茶道思想的诞生，梁子著有《中国唐宋茶道》，台湾大学萧丽华研究了唐代茶与禅的关系，加拿大贝剑铭（James A.Benn）从宗教史的角度诠释唐代茶与传统习惯、审美、仪式的关系。

　　在研究成果的应用方面，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方面。一是唐代蒸青工艺的“活化”与当代的经济利用。唐代茶叶采取蒸青制作工艺，这一茶叶加工法在明清以后基本被炒制工艺所代替。在日渐发展的商品经济中，部分地区为了实现差异化竞争、打造独特的市场价值定位，将唐代的蒸青工艺与当代制茶技艺相结合，克服了传统蒸青茶的弊端，受到市场的欢迎，蒸青茶的代表品类恩施玉露，成为2018年习和莫迪武汉东湖茶叙用茶，2020年产值已达14.5亿元。二是唐代二十四器的复制与煎茶茶艺的复原。结合唐代的文献记载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共同茶具，相关人士尝试再现唐代煎茶流程，并在各种茶博会、茶会上表演，受到茶文化爱好者的关注和欢迎。

　　长期以来学界盛行“茶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观点，近年来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提出“茶兴于唐盛于唐”，唐代是中华茶文化成熟并走向全面发展的时代，对唐代茶史地位和价值做出了新时代的评估。

　　在这种背景下，唐代茶史最引人注目是出现了陆羽及其著作《茶经》的研究热。“当代茶圣”吴觉农的《茶经述评》是《茶经》的注释之作，但作者并不满足于对一本书的“述”，而是以《茶经》为文献依据，并利用其他文献对唐及唐以后的茶文化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与阐发，“评”是其亮点料。对《茶经》进行注释的研究者和著作还有张芳赐、赵丛礼、喻盛甫的《茶经浅释》，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张宏庸的《陆羽全集》，蔡嘉德、吕维新的《茶经语释》，程启坤的《陆羽茶经：解读与点校》，农业出版社沈冬梅的《茶经校注》，宋一明《茶经译注》，文轩的《茶经译注》，周重林的《茶之基本》，周志刚的《陆羽年谱》等。在图书市场，陆羽和《茶经》相关产品供给超过百种。对陆羽和《茶经》研究，一些学术团体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如湖北天门市陆羽研究会出版《陆羽研究集刊》，浙江省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出版《陆羽茶文化研究》。

　　不仅如此，《茶经》的外译方面也有了新的动向，不再是国外学者翻译占主导，而是中国出版机构有意识地推动《茶经》外译，如外文出版社、崇文书局推出了汉英、俄、日、韩、法、德、西、葡、阿拉伯等近十国的双语对照图书，涵盖了全球主要的语种和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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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喜的是，唐代茶史的断代研究专著和博士学位论文已经出现。1997年丁文出版《大唐茶文化》，2012年李斌城和韩金科《唐代茶史》（2013年改称《中华茶史 唐代卷》），2013年宋时磊博士学位论文《唐代茶文化问题研究》（2017年修订出版为《唐代茶史研究》）。从单篇的论文为主体到学术专著的连续出版，标志着唐代茶史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四十多年的耕耘，唐代茶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该领域要想进一步开拓研究的新境界，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是新资料的挖掘和利用。历史研究的深入有赖于新资料的发现，这既包括存世的文献资料，也包括考古出土资料。就存世文献资料而言，目前整理和利用已经比较充分和丰硕。近年来，考古资料对茶史研究拓展作用已经十分明显，如汉阳陵出土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茶叶”、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寺遗址出土的茶叶，刷新了人们对中华茶史的认知。而唐代茶史研究可利用的考古出土文献资料尚比较匮乏，这有待于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以及考古技术的进步，更需要唐代茶史学者有意识地跟踪唐古成果的相关进展。

　　二是新领域和新主题的拓展。唐代茶史研究以往关注重点多为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等方面，对一些新的问题关注不够，如茶叶种植与唐代生态环境变迁，茶叶带动的群体、阶层、社会的互动和交游，茶叶的品级和质量，茶与知识观念变迁，茶与博物学和科学的关系等。这些问题不仅可拓宽唐代茶史研究的新领域，更与当下的社会话题密切相关，与当代的课题和时代主题形成跨时空对话。

　　三是从全球史的角度理解唐代茶史。在全球史的视野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不是孤立的国别史，而是高度、密切互动共同构成一部全球史和人类文明史。同样，唐代茶史研究需要有全球史的学术眼光，主要将唐代茶叶发展史放置在世界茶史和文化史的发展脉络中，探寻其价值和意义。一方面可以研究唐代茶叶向其他国家的传播历程，刘礼堂、宋时磊论文《唐代茶叶及茶文化域外传播考》曾做出初步探析；另一方面还可以在比较中呈现唐代茶叶发展史的独特意义，如可将唐代茶与酒、药的关系争论与欧洲早期茶叶接受史相对照，将唐代的茶事活动空间与日本、英国等国家的茶空间相比较发现各自的文化特征，还可唐代视为中国乃至世界茶史的“黄金时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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