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经》（注释见后）无茶字，《班马字类》中亦无茶字。用荼以为茶，自唐始减荼字一画以为茶字。茶这个字实为唐代陆羽所造，本字来源于荼字，荼的古楚音读za、tou，（诗所谓“谁谓荼苦”是也，读若磋，差，楚音读za，楚地磋、琢、啄、差不分，都读za音，啄木鸟在楚地乡下仍然读za mǔ liao），只有把荼的古楚音找准了，《茶（za）经》的文化含义才能余味无穷，我们才能为下次的汉语拼音改革找准方向。唐代陆羽把荼去一画而造‘荼’的异形字‘茶’，定音为za，实是为其《茶经》一书开路。‘荼’由正楷‘艹’、‘人’、‘一’、‘木’四部分组成，‘一’居‘善’位而化‘善易’之意义（一易同音，‘一’指代‘易’；古音中‘三善’同音，‘三’指代‘善’），‘ 荼’策‘一’化‘茶’，其《易》善矣。在易理中，‘za’音的首选之字为‘杂’，《易》云：“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黄裳元吉，文在其中。”孔子读《易》作《十翼》，《杂卦传》即《十翼》之十，《杂卦传》有总揽其意的一首诗：《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失义，或与或求。《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为什么是诗？音训可求，茶诗有云：“天健同游，比乐思友；临观知易，何欲何逑？吉凶同居，不失；众妙之门，绮梦巧拙。”《茶经》中的‘或与或求’，今也知否？茶花女的静女之贻，今也在否？

　　《茶经》由“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就；十之图”十部分构成。 ‘十之图’即‘荼之识’的谐音（注：楚因图、兔、土、荼等字读头tou音），‘荼之识’中‘荼’驱‘一横’化为‘茶’之‘一之源’（一易同音，‘一’ 指代‘易’，横亨同音hēng ，‘横’指代 ‘亨’，源元同音，‘源’ 指代‘元’），这就是‘茶荼之易，道为文化’。 ‘茶荼之易’隐喻‘察人心，知变化’，茶有清明将来察，茶有谷雨 历史 察，子曰：“唯君子能好人、能恶人”，诗云：

　　上面讲的是‘茶艺知源’，下面就讲‘茶十知图’的‘荼’。 图，楚音读tóu， tóu音在楚，含‘荼、图、土、头、土、途、凸’等字器， tóu音与za音按易理搭配，za音首选字为‘杂’， ‘杂’即‘文质彬彬’，子曰：“文质彬彬，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tóu音首选字为‘土’， ‘土’代表大地‘坤’ ， ‘土’居‘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五’位上，脚踏实地，意义重大。由za音次选字为‘查’，tóu音次选字为‘途’，人在旅途，归去来兮，怎能不查清来去归路？…茶无土不立，无阳崖阴林紫者（不扬雅、不盈文行忠信诸执者，不善）不上，无西南（习揽）不成嘉木；知人参（仁善）为累，则茶累(文质彬彬之类)尽矣。《诗经·兔爰》云：

　　平安时代初期，遣唐使中的日本高僧最澄将中国的茶树带回日本，并开始在近畿的坂本一带种植。茶在刚刚传到日本的时候完全属于奢侈品，只有皇族、贵族和少数高级僧侣才可以享受。茶道被当作一种高雅的先进文化仅局限在皇室周围。自镰仓时代开始，受《吃茶养生记》的影响，饮茶活动以寺院为中心开始逐渐普及到民间。到了室町时OB体育入口app代，畿内的茶农为对茶叶进行评级而举行品茶会，由这种茶集会发展成为许多人品尝茶叶的娱乐活动，并发展了最初的茶道礼仪。

　　日本现代禅学研究者伊藤古鉴所著的《茶与禅》中，将茶道从三个层次进行分析：茶道技巧、茶事礼法、茶“道”。日本人传统的审美意识即体现在这三者之中。茶道技巧即茶人如何挑选组合茶具、如何摆放插花与饰物、如何调制、如何点茶、如何敬茶饮茶等；茶事礼法即主客之间互敬之礼。主要体现在茶人如何打扫布置、根据季节及茶会目的所做准备中；茶“道”即是茶人与饮茶人一步步领悟人生经验，最终达到超然物外的境界。

　　日本茶道技艺中的茶具、字画、插花等饰物，体现了日本人的“自然美”意识。从茶道的鼻祖村田珠光开始，茶人就致力于在寂静与质朴之中，探求淡泊生活中的趣味。村田珠光选择茶具时，反对奢侈华丽之风，提倡清贫简朴。他认为和式黑色陶器色彩幽暗，自有朴素、清寂之美。用这种质朴的茶具，真心实意地待客，既有审美情趣，也利于道德情操的修养。在选用和物的基础上，多选用朽叶色、青色茶具等适应闲寂气氛的茶具。村田珠光认为正是这种以冷峻、恬淡、闲寂为美的审美意识，才能使人体会古朴的生活乐趣，以达到心神上的安逸。

　　在茶室布置方面，茶人追求如出世般的虔诚心境，重视事物的自然美。插花是日本茶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选用时令花木，在整体上注重自然之美，顺其花枝自然之势，不求华丽，只求自然简洁，触动人心，其所呈现的生命之美，要恰如其分地在茶室中与季节、画轴相呼应，真正贴近生命自然的本质。这也是日本人心中始终所贯穿的“与自然的和谐”信念之体现。《茶之书》中也提到“花瓶滴落的清水其实并不需要加以抹去，因为它暗示着露水一般的纯净与清爽”。同样体现了日本茶道美学中的自然美思想，即人当与自然相融合，在茶道布置与技艺中，重自然，轻人事，注重生命最本线世纪末，千利休用“和敬清寂”四字概括了茶道精神，创立了日本正宗茶道。“和敬”主要指和睦以及敬人与事心之心，切勿虚荣自大；“清寂”是指冷峻、恬淡、闲寂的审美观。

　　举办茶会之前，茶人须先认真打扫、整理庭院、擦洗茶具，茶叶要碾精细，茶具要擦干净，插花也要根据来宾和季节的不同等进行选择。茶人的动作要规范敏捷，“既要有舞蹈般的节奏感和飘逸感，又要准确到位”。以此表示对来宾的尊重，体现主人真诚的待客之道。同样，客人须穿着与茶室背景颜色协调的衣着，再尊贵的权势进入茶室都须跪爬入室。就坐时必须安静，并先向主人安置于床之间的书画行礼致敬。最后达到人与人交流的“和敬”气氛。

　　日本茶道是必须遵照一定规则程序来进行的喝茶活动。茶道的精神，正蕴含在这些看起来繁琐的喝茶程序之中。日本茶道的繁文缛节，并非要把茶客的注意力从茶的本身上引开，而是要茶客专心致志于饮茶的全过程，从而把人从世俗的紧张、烦恼等事务中解脱出来。茶道里禅的内涵，就是通过繁琐的规则来磨练人心，当这些定规不再令饮茶者厌烦，当饮茶人信手而为就符合茶道礼法时，才算领会了茶的真谛。

　　茶道将精神修养融于生活情趣之中，通过茶会的形式，宾主配合，在幽雅恬静的环境中，以用点茶、鉴赏茶具、谈心等形式陶冶情操，培养朴实无华、自然大方、洁身自好的完美意识和品格。这也就是禅宗里的“勿使染尘埃”和“本来无一物”的两个境界。人只有通过不断地拂拭内心，才能最终令尘埃无可染之处。日本茶道，是用一种仪式来向人讲述禅的思想，是日本文化的结晶，是融佛教、道教、儒家学说为一体的一种精神文化。

　　王乾宇是北京人，虽学理工科出身，但从小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在开茶楼之前，对于茶，并未有很深的研究。他说：“开茶楼以前，对于茶，是谁送咱什么茶就喝什么茶，对于茶的好坏更是说不出哪好哪不好。”王乾宇开始关注于茶，是因为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有一段空闲时间，经常会到一家由两个小伙子开的茶楼喝茶放松，那茶楼里摆了很多书，环境清雅。在那里，王乾宇读到了茶学名家、《易经》学者陈香白的《中国茶文化》，书中对于茶文化的介绍吸引了他——陈香白提出中国茶道“七义一心”说，即中国茶道形成于盛唐，涵盖茶艺、茶德、茶礼、茶理、茶情、茶学说、茶导引七种义理，其核心思想是“和”。这一理论使王乾宇对于茶与茶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国茶文化能体现儒释道三家文化的精义，茶文化本身并不带有任何宗教色彩，但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内涵，包容、厚德、和谐的思想。习茶的过程，在不知不觉中让人受到了洗礼。喝茶使人静，静能生慧，可以反省自己，会产生豁然开朗的感觉。”王乾宇说。

　　茶仙卢仝的名作《七碗茶歌》中由一杯清茶创造出一片广阔的精神世界，让诗人润喉、除烦、泼墨挥毫，并生出羽化成仙的美境。将喝茶提高到了一种非凡的境界，专心地喝茶竟可以不记世俗，抛却名利。而这七碗茶的境界，王乾宇也体会过一次。一次冬天早上登香山时遭遇小雪，王乾宇在途中平台上的茶室停留换衣品茶。当时泡了一壶阿里山。“我裹着棉猴，坐在那里泡了七碗茶，窗外是一片银装素裹，山林寂静深远，屋里温暖如春，茶喝七碗刚刚好，感觉非常舒服。我才发现原来古人说的这些都是真实的体验。茶道就是一种体验。”恐怕正是这种体验，才让大文豪苏轼写出了妙笔生花的回环七绝诗：“酡颜玉碗捧纤纤，乱点余光唾碧衫；歌咽水云凝静院，梦惊松雪落空岩。”

　　从2002年在北太平庄路25号开设第一家茗香茶楼以来，王乾宇先后开了数家连锁茶楼。因为合同到期、地址改建等等原因，最后留下了三家收入稳定、各具特色的茶楼。一家就是北太平庄这家老店，另两家一个在花园路，一个在工体。“茶馆这一行业的业态发展，在中国还在不断地探索中。1996年左右，台湾人在中国开设了一些茶艺馆，其实就是一种以技艺为主的茶馆形式，是单纯的泡茶手法、技法，对茶文化的思想境界并没有发扬、发展。我当时感觉很不好。茶道本身源于中国唐朝，现今在日本发展起来，在日本叫茶道，在韩国叫茶礼，我们中国人既然做茶文化，为什么连堂堂正正的茶道都不敢叫？从名字上就比别人矮半截。弘扬发展茶文化，就是一种茶道精神。所以我始终说要做一个茶道生活的倡导者。”

　　每个去过茶馆的人都知道，在茶馆里喝茶真是太舒服了，那种放松、休闲的感觉，会让人待上一天。所以茶馆的经营就存在着客人流动率低、客源过于固定的问题。这就造成了很多茶馆利润很薄，很难做到收支平衡。再加上生活成本上升带来的物业成本、人员成本上升，如果不赋予其他的东西就难以为继。于是京城茶楼渐渐分成了四种——二荤子茶馆（连吃带喝的）、清茶馆（只喝茶的）、书茶馆（有票友演出的）和茶肆（公园、郊野中的）。对于此，王乾宇的经营理念是什么呢？他说：“真正要做茶馆，还是要做茶本身，以及茶所赋予的茶文化。从茶道的精神上，将茶需要赋予文化的含义，在现今的环境中做成文化和商务兼备的茶馆。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咖啡馆的精髓——节奏感比较快、流动性强，周转率就高。在茶馆的经营上要破除一杯茶喝到底的习惯，慢慢宣传一些茶文化的精髓。同时，在经营上可以适当做一些限制。喝茶本身是健康的，但是喝多了从养生角度来看是破气的，不健康的。所以喝茶也需要有节制。养生就是要养气，凡事都要有节制。茶馆里待着，太舒服了，慢慢人就有点闲散。这种闲散容易慢慢地让人没有进取心，斗志就会磨灭。所以要倡导这种价值观：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不少人在周末也喜欢来茶馆打牌休闲，这是一种放松，但是也不宜过长，玩也需要节制。这就是茶道生活，是张弛有道的。”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笔者以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从有关史籍记载看，茶马古道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与吐蕃交往时期，茶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祖国内地传入吐蕃。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在赞普赤都松赞（676～704年）在位时吐蕃已出现茶和茶碗，称“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且对不同种类的茶已有所区分和了解，并且还提到一本记载如何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书，名为《甘露之海》。（1）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也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2）这条记载恰好可与《汉藏史集》的记载相印证。常鲁入蕃时间是建中二年（781年），较之赤都松赞执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据唐人封演所撰《封氏见闻录》记载，唐时饮茶风气的形成与佛教禅宗的流行密切相关，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多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3）而唐时汉地佛教对吐蕃影响最大者正是禅宗，吐蕃时佛教所发生的最大僧诤一“渐顿之争”即是汉地禅宗（顿悟派）与印度显宗（渐悟派）之间的纷争。（4）所以，茶之最初传入吐蕃很可能与禅宗向吐蕃的传播有关，也就是说，是禅僧们到吐蕃传法的同时也将饮茶习俗作为一种“坐禅不寐”的技巧传到了吐蕃僧众之中。《汉藏史集》记载：“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又记吐蕃“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5）这段话能说明这一点。但从“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的记载看，吐蕃时茶还是一种奢侈品，其饮用者主要为佛教高僧和贵族上层。由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极为频繁广泛，而且这种频繁的交往持续达200余年，因此，当时唐地的茶开始传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层中逐渐形成饮茶的习惯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汉、藏之间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的大规模开通与兴起应是在宋代，亦即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分裂时期。此时饮茶习俗在藏区已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用品。为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这也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汉、藏之间大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两宋时期，为对抗北方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需要大量战马。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立茶马司，并在西北地区设置了众多买马场和卖茶场，每年由官府将川茶大量运往西北地区与吐蕃等部落交换战马，同时也在四川地区用川茶与吐蕃部落交换羁縻马。自此，汉、藏茶马贸易开始兴起。有学者估计，北宋时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达2万匹以上，南宋达1万匹以上，而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3000万斤中，每年至少1500万斤以上销往藏区。（6）宋代还“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7）从而保证川茶向藏区的销售。但元朝仍重视茶叶向藏区的销售，曾一度设立“西番茶提举司”，由官府统购茶叶，在碉门（今四川天全县）等地互市。因官府加价过高，难以为继。元朝官府不得不放弃经营，改由商人自行购销，按引纳税，听其销往藏区。元代销往藏区的茶开始形成一种新品种，即“西番茶”（即今藏区所称“马茶”），因其味苦涩，适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区民众喜爱。

　　明代是汉、藏茶马贸易的极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马，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因此，茶成为明朝廷牵制、笼络藏区僧俗首领和对其优予贡利的主要物品。茶叶也成为明代藏区僧俗首领朝贡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不仅因朝贡而获得大量茶叶，其返回藏区时更是大量“市买私茶等货，以此缘（沿）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8）足见当时茶叶输藏之盛。明朝，茶叶不仅成为汉、藏之间一个重要经济纽带，同时也是汉、藏之间一条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纽带，它对于加强明朝中央与地方乃至汉、民之间的依存关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强化茶叶在汉、藏之间的联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顺二年（1485年）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今四川天全）茶马司支给”。（9）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迳赴洮、岷，著为例。”（10）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僧俗官员入贡“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为入藏正驿，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叶输藏规模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长足发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虽停止茶马贸易，但却十分重视茶叶输藏，清廷放弃了对藏区茶叶供应的限制，使茶叶大量输入藏区，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开始大量输藏。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请求在云南胜州开展互市，以马易茶，得清廷许可。（12）云南销往藏区的主要是茶、糖。雍正时规定，云南商贩所贩茶叶每百斤为一引，由户部颁发茶引3千，各茶商向丽江府申领引票，经中甸、阿墩子（今德钦）进藏售茶。（13）因当时普洱茶受到藏区欢迎，今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300～500匹到西双版纳运茶，销往昌都、等地，称“边销茶”、“蛮装茶”，每年约3000担。（14）茶叶还是清廷馈赠藏族上层的重要物资，如清廷每年赐茶5000斤，班禅2500斤。由于清代茶叶输藏规模扩大，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市镇迅速兴起和繁荣。雍正时置打箭炉（今康定）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15）使边茶市场由雅安碉门深入到藏区，从此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乾隆时，松潘也发展成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边茶集散地，“人渐稠密，商贾辐辏，为西陲一大都会”。（16）此外，理塘、巴塘、道孚、炉霍等集镇也都因茶叶集市和转运而迅速兴起和繁荣。特别是察木多（今昌都）因其为川藏茶路与滇藏茶路的交汇处，又是川藏南、北两路入汇经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为“口外一大都会也”。（17）从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别形成了由雅州、碉门越马映山（二郎山）至打箭炉的“小路茶道”和由荥经、黎州（汉源）越大相岭、飞越岭至打箭炉的“大路茶道”。再往西，即有由打箭炉经理塘、巴塘、芒康、贡觉、察雅、昌都至的南路茶道和由打箭炉经乾宁、道孚、炉霍、德格、昌都而至的北路茶道。但无论是南路，还是北路茶道，其至的单边行程（借助畜力情况下）一般均需3～5个月。（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茶马贸易受到冲击和影响。为印茶，清末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内地茶叶成为汉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区联合举行此次大型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19）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20）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22）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23）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24）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25）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旂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26）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27）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28）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29）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30）

　　由以上四点所体现的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特点，我们不难看到，茶马古道是一个极具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不但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与北方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显然，茶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为其开发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广阔前景。

　　当前藏区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非常迫切。这种迫切的发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滇三个藏区联合举行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主要动因。且从藏区的实际来看，旅游业可能是藏区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旅游对于藏区社会至少有两个最直接的好处：一可促进开放，开放可促成观念的转变与更新；二可促进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电力等）建设和对人文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两点乃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区发展旅游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即藏区的范围太大，地域辽阔，藏区各地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又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各地都仅仅强调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就势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难以发挥藏区在旅游上的整体优势，也很难使藏区的旅游资源对外形成强大影响和辐射。因此，我认为，从“茶马古道”这一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路上切入，让“茶马古道”成为藏、川、滇藏区实现旅游发展的一个整体战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对于有效发挥藏区各地的优势和特点，构建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和辐射力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藏区各地各具特点的人文与自然等旅游资源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马古道”就是一根线，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连起来，将一颗颗单一、分散的珍珠变成一串美丽的项链，从而构建起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与品牌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茶马古道独具特点的旅游资源已显示出其旅游开发前景无限广阔。事实上，今天已经成为旅游热点并仍在急剧升温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两地，都只是茶马古道分别在云南藏区和四川藏区的两个起点而已，它们率先成为旅游热地绝非因为其旅游景观在茶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内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前景来说，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与四川康定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个旅游品牌，更是一个文化品牌。茶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仅记录了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孜孜不息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争的民族精神，也记录着藏族人民的开放意识，记录着汉、民源远流长的情谊与历史关系。所以，茶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足迹，也是中华民族宝库中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和宣传茶马古道这个品牌，既是宣传族的历史，展示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与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紧密关系与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此外，茶马古道沿线本身即是一条展现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样性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极为典型的地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展示藏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点，宣传和弘扬藏族文化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以享誉世界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景观而驰名中外；日喀则以历代班禅主寺扎什伦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则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拥有塔尔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点而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昌都和川滇藏区则因地处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区，交通相对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区中一直偏低，其经济发展程度在藏区中也相对滞后。不少对藏族情况较陌生的一般民众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区。与川、滇藏区相接的昌都地区则因地处之最东部、又远离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较低，其经济发展条件也相对不利。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发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开放之程度。而开放的程度又显然与该地区的知名度即是否对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关。由于茶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区正是处于横断山脉地带景色壮丽的昌都和川滇藏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的知名度，加快这一相对滞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茶马古道是汉、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千百年来，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强有力的经济文化纽带，将族同祖国大家庭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传和开发利用茶马古道，在今天对于密切汉、藏关系，增进汉、族之间的和谐与团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随着航空、火车、公路等现代交通手段的开辟，茶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从前，昔日人背畜驮、“连年累月，络绎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复了。但是，今天历史又重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开发茶马古道来发展旅游，通过旅游来沟通藏区与内地、藏区与世界来促进藏区的开放与发展，也促进汉、族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沟通，从而让茶马古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其加强汉、藏联系与汉、藏团结的纽带作用。因此，开发茶马古道其意义远不止于旅游一项，它对藏区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会更为广泛和持久。

　　鉴于茶马古道开发在当前对促进藏区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大思路、大手笔，需要有一个高起点的定位。也就是说，要把茶马古道开发提高到加快藏区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来考虑和认识，而不能单单将它定位在旅游开发的层面（虽然不能否认旅游层面的操作将是茶马古道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的文化品牌，作为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它的涵盖及其对藏区发展所具有的现实和潜在意义与作用要远远超过了旅游开发层面。因此，从更高的目标着眼，如果我们能通过对茶马古道的开发与利用，让茶马古道成为一条与“丝绸之路”齐名的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对于藏区的发展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载《研究》1990年第4期；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乃东县文物志》，铅印本；文管会文物普查队：《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试掘简报》，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茶道是日本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之一，是一种表现日本人审美意识的艺术形式。茶道，即品茶之道，是人们追求精神境界与思想道德的过程。日本茶道虽然起源于中国，但在其近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魅力。日本茶道对日本人而言是一种仪式，也是一种精神熏陶，它在饮茶过程中使人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伦理思想，同时通过饮茶品味人生哲学。

　　中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早在公元八世纪，茶及茶文化就随游历中国的日本僧人传入日本。因此，中国的茶文化对日本茶道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在近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经过对中国茶文化的研究、承袭，并结合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及日本人的独特个性，形成具有日本独特民族特色的日本茶道。据日本《茶经详说》中叙述：“本朝圣武皇帝，天平元年召百人僧侣入内讲般若，次日行茶礼。”由此可以看出，茶被当时的日本人视为来自天朝上国的珍贵药物，极为珍贵。由镰仓时代开始，由曾留学中国的荣西禅师将品茶文化带入日本，荣西禅师通过对中国《茶经》的研究，写出了《吃茶养生记》，该书是日本第一部关于饮茶的专著，这也为日本的茶道文化形成奠定了基础。但在当时，茶叶与饮茶只为上层社会所专属。在日本茶道中的抹茶也是在这个时代出现的。直至正庆时代，在日本民间便兴起并流行“斗茶”。茶文化真正开始形成是在日本室町时代，此时茶树被普遍种植。随后，大应国师和一休和尚将饮茶仪式传入日本，在继承和发扬饮茶文化的过程中，村田珠光将禅道融入饮茶活动中，形成了典雅的品茗形式，开创了“茶禅一味”的草庵茶文化，成为日本茶道的创始人。到安土桃山时代，在以村田珠光和武野绍鸥为核心的日本茶道及其文化在千利秋时代大道繁荣阶段，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发展成为如今闻名遐迩的日本茶道文化。即便茶文化并非起源于日本，但是经过日本上层社会的引进和在普通民众之间流传发展的基础上，使茶道成为了一门具有深刻思想文化内涵的综合艺术。真正流行于当今日本的茶道则是在16世纪由茶道大师千利休所创立，千利休继承了前人在茶道文化中的修养，创立了强调环境幽雅、追求器具之美独具日本风格的正宗茶道流派――千家流。千利休去世后，由其后代继承其茶道技艺，分别形成了“里千家”、“表千家”“武者小路千家”三个流派。传至江户时代，建立了“传宗接代，不出祖流”的“家元制度”，“家元制度”为茶道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在当今的日本茶道流派中，最著名、人数最多则是“里千家”流派。如今，日本茶道流派众多，其中的三千家最为出名，除此之外，在日本仍存在着很多非主流的茶道流派。虽然每个流派之间的形式、手法不一，但总体来说，在思想精神追求方面仍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虽然茶文化并非起源于日本，但是经过近千年的发展以及茶道中众多名家的发扬光大，形成了独具日本特色的茶道文化，在当今的日本，作为传统的文化艺术使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竞相追逐。

　　十九世纪，日本的茶道及其文化进入了快速的发展阶段，并广泛的进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对现代生活的日本人来说，茶道是集精神文化、道德修养、审美与社交相结合的行为活动，如今的茶道文化体系已涉及艺术、宗教、哲学、经济甚至是政治等广泛的领域，茶道文化体系已成为体现日本综合文化特色的主要途径之一。禅宗思想对日本的茶道文化影响深远，但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在禅宗的思想基础上还包含了儒家、道家和神道等其它门派的不同思想。虽然这些思想相互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日本的茶道文化，但最终还是以千利休的禅宗思想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日本的茶道文化追求清、敬、和、寂的精神境界，也是日本茶道文化的真谛之所在。首先，清所体现的是日本的民族习性人们试图通过对茶室、茶具的清洁要求来达到对自身心灵的净化。这正是千利休在其《南方录》中提出的：茶道的目的就是要在茅舍茶室中实现无垢的净土，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一表述充分体现了茶道文化追求清雅的环境要求。其次，敬是茶道文化中最能体现禅宗精神的部分，指参与到茶事中的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物之间都是互相平等的，即所谓禅宗佛教“心佛平等的精神”的体现。在等级区分严重的封建时代，这种追求平等的精神文化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同时这种追求平等的品质在日本神道精神中也有体现。在日本的道德礼仪中，“敬”不仅表达了对长辈的尊敬和对同辈的敬爱，同时，“敬”在日本人眼里也是“礼”的同义。在现代日本社会生活中，“敬”、“礼”无处不在，它是人们普遍认同的行为规范，人本从小便接受严格的行为规范教育，既遵守做人的道德规范，也注重社会的行为规范，因此形成了日本人独有的“言行谨慎”的民族个性特征。第三，和即和谐，是茶事过程中行为与内心的和谐与和悦，是人与人之间追求心灵和谐默契的表现。使人们希望通过品茶进行思想交流，并增强彼此之间的感情。正所谓以和为贵，茶礼、茶乐乃至茶艺，无不广助人道之和，此乃人生哲学之真谛。有学者认为，和乃是贯穿日本精神文化的核心基础，是日本价值观的体现。最后，寂即放下心中杂念、思虑，达到心无所念想的心灵境界。寂与清合为清寂，是指人的内心从心有杂念至内心无虑的清净心灵的过程，茶道则是达到该境界的有效之手段。茶道之“寂”便是不与俗世同流之意，也是茶道所追求的最终之境界，即是茶道存在的意义。饮茶之人在茶道过程中独享寂静的个人世界，与世无争，真正感受到心灵的归属，是人们新的价值追求的起点。

　　日本是一个讲求“大和”精神的民族，其精神文化来源于其岛国特征、中国儒家思想及现代西方文化。从日本的茶道文化中可以看出，日本这样的一个由他国文化发展而来的民族，如今形成了具备自己民族特色的精神文化体系。正如日本的茶道文化追求纯净思想境界，以达到磨练意志、提升品性的目的。日本的茶道已成为提高本民族精神追求、完善民族意识形态和提高民族文化水平的工具，茶道的境界也是日本民众渴望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日本民族精神的形成。

　　日本茶道内容丰富多彩，融合了日本音乐、文学、舞蹈等各种文化艺术的精髓，是了解日本传统文化艺术的有效渠道之一。在日本许多中小学以及高等教育中都有专门的教学课程，这在世界上是较为少见的，正因为如此，日本茶道被作为日本传统文化艺术在青少年教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就形成了日本人不断发展期传统文化艺术的途径。青年一代继承了前人的传统文化艺术，继而融入现代文化艺术因素，形成独具日本特色的文化技术特性。此外，随着日本文化在世界上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和国家通过日本的茶道了解、认识日本民族，也为日本文化的发扬光大铺平了道路。

　　日本的茶道文化也对日本经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首先，日本茶道文化是日本民族精神、传统文化艺术的代表，独具日本特色，为此也吸引了世界众多游人对日本及其文化的目光，极大的发展了日本的文化旅游市场，提高了日本旅游及外汇收入。其次，随着日本茶道文化的发展及传播，日本茶道及相关产品成为世界了解日本的途径之一，也使得日本的茶经济迅速发展。最后，日本的茶文化不H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日本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动了人们对于茶、茶道及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也有利于日本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茶道是日本的一种传统文化，并且有着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以及相当多的鲜明特点。在日本的茶道当中，生活与哲学以及相当多的内容是分不开的，而茶道又是完整地体现了这些内容，能够把人们从最为平凡的世界当中，形成一种全新的美学境界，并且对于大多数的日本人而言，茶道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美，它不仅仅是生活当中的一种文化，还是文化中生活的一种体现，能够对人们的精神境界发挥出最为直接的功能。在实际的文化艺术方面，茶道本身所涉及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不仅包括了基础的诗词、绘画、建筑、书法，还包括了深层次的工艺美术，这是一种意境上的动态美感，其赋予了茶道相当多的独特韵味，使得茶道能够被人们广泛地接受和认可。并且茶道在实际的文化艺术形式当中，所形成的表现形式是十分直接的，包含着多种文化的综合和创新，尤其在工艺美术的彰显上，有着自身独特的风采。在日本的茶道当中，对于茶道的境界美有着相当高的要求，不仅要求人们要有较高的欣赏水平，而且要有一定的品茶爱好，否则，很难感悟其中的美感，因而日本的茶道又是一种庄严的形式风格。但是不得不说，日本的茶道文化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比如在喝茶时候的环境必然是静美的，而环境是清美的，风景则是幽美的。

　　工艺美术本身是以工艺为原型的，而且是在工艺当中体现出一定的美术特色，给予人们独特的美感，但是在实际的日本茶道文化当中，却过多的包含了这种艺术特色。日本茶道文化当中的工艺美术，具有相当多的鲜明色彩，首先其体现在风景的幽美上。由于对茶道的美感体现需求，日本民众很多会选择将品茶的地方放置在一个幽美的环境下，以此来衬托茶的味道之美，而它本身也是工艺美术当中的一个主要特点。其次是清美的居室。在日本，进行品茶的时候，通常都比较静，并且室内的环境也比较优越，给人一种品茶的神圣感觉，不由得一切外物来打扰，担心可能破坏了茶道的整体美感。接着是纯美精致的品茶器具，由于实际的日本茶道具有最为切实的需要，因而在实际的工艺美术彰显当中，必然要选择一些精美的品茶道具，而这些道具的存在，无形之中加大了茶的整体美感。最后是品茶的寓意，与工艺美术进行了很好的结合，所体现出来的韵味相当多，而且异常的唯美。

　　在日本茶道文化当中的工艺美术表现，首先体现在景色的幽美上。但是在实际的理解当中，人们却将幽美误当成了优美，虽然两者都可以形容环境的美丽，但是，放在这里去形容日本茶道文化中的工艺美术，却应当是幽美。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日本的茶道文化所包含的工艺美术是一种工艺的美，而工艺所形成的环境，如果用优美来形容，仅仅来说明环境的一般美丽，但是幽美却可以实实在在的体现工艺的过人之处，将工艺与美术完全地结合，形成了不一样的景色美感。在日本的茶道文化中，人们习惯于处于较为幽美的环境下进行品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在传统的日本文化思想中，品茶属于十分庄重的生活艺术，需要用心去对待，因而选择品茶的环境便成为他们的头等大事，并且在很多我们熟知的日本品茶环境当中，都处于十分静然的一个环境，不会有其他人进行打扰，并且在场的所有人都会表露出崇高的敬意。

　　在日本茶道文化中的工艺美术彰显，室清应当属于人们最容易理解的内容之一，即保持品茶室的整洁和安静。通常而言，在开展品茶的时候，日本人会选择与来访的客人进行单独的品茶，而将其他的下人支开，以保持居室的清净。并且每一次来到品茶室，都可以发现环境相当的整洁，并且几乎没有人来过的痕迹存在，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每次品茶结束或者品茶前，都会对品茶室进行一定的打扫。而这里的工艺美术主要体现在品茶室的装潢都进行了一定的工艺改善，使它的外观和内在保持同步，进而实现唯美的品茶环境。

　　如果经常涉及一些日本的电视节目，可以发现其中进行品茶的时候，所选择的品茶器具都十分的优美，并且对这些器具进行细致的观察，可以发现每一处的品茶器具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所有的品茶场景都涉及一定的优美器具，而这本身也属于对茶文化的一种尊重。在日本人的基础修养当中，品茶的器具一定要保持较高的艺术感，并且能够给人一种品茶的优越感，否则会使得整个品茶过程严重的失去意义。在品茶的时候，日本人所选择的器具都是一些十分精美的器具，而这些器具也仅仅被当做饮茶的器具，并没有其他的作用。同时，由于品茶的时候，有了这些美丽的茶具，会给品茶的整个过程赋予一种特殊的色彩，甚至会带来很大一部分和谐。

　　不得不说，日本茶道文化中的工艺美术，彰显最多的就是品茶的意味，工艺在于纯良唯美，而品茶的过程也是一个精纯的过程，需要经过逐步的淬炼，进而形成最终的艺术。品茶在日本的文化当中，本身就是一个艺术的存在，它对于人们的诸多艺术宣传，最主要的体现在于其具有相当唯美的煮茶、泡茶、饮茶过程，而每一个过程当中都有着需要注意的点儿，而这与工艺的形成不谋而合，都由于工序上存在着相当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因而在实际的品茶过程当中需要尤其注意，给予品茶实质的美感。而且品茶品的除了茶以外，更多的是一种意境，一种唯美的意境，需要人在品茶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体会。日本民众在品完茶之后，都会进行沉思，将茶的味道进行深层次的融化以后，才会对茶进行一定的赞美，并且这种赞美往往都是由心而发，能够带领品茶的双方进入较高的品茶意境，而不会单纯地停留在品茶的表面形式当中。

　　总而言之，在日本茶道文化中的工艺美术，可以总结为景幽、室清、器美、意深，并且其中的每个工艺美术特征都在茶道文化中有着独特的彰显，也会在以后的发展当中衍生出更多的音乐美感，使人产生相当多的艺术气息，进而深层次地融汇在品茶的过程中。对于品茶的认知，工艺美术应当与其有着相当多一致的特点，尤其是品茶的过程需要从第一个工序到最后一个工序，期间相隔了比较长的等待时间，而茶道的寓意在于心静和唯美，因而，在品茶的时候，需要认真欣赏周边的环境以及居室内的温馨，进而使得茶道文化能够得到深层次的寓意渲染，同时品茶也是一门艺术，需要与工艺美术的各个审美特征进行一定的融合，实现不一样的品茶意境，并给人以独特的茶道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