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并非五大名窑出生，生于福州西郊名不见经传的洪塘窑，相貌平平无奇，却漂洋过海，在日本成为了备受追捧的茶道重器——，享有与被称为“唐物天目”的建盏同等至尊的地位，深远影响了整个日本的茶道文化。它就是

　　1994年，福建省博物馆与日本裏千家茶道资料馆、MOA美术馆在京都合作举办“唐物天目”展。参加展览工作的福建学者在此期间参观、考察了日本茶道传世的各种茶器，发现其中有一类在日本茶道中被称为“唐物茶入”的薄胎酱釉小罐，用于盛放茶粉，曾受到数百年前日本茶人、权贵的推崇。据说围绕着这个小罐子还发生了许多故事和真实的历史事件，在日本风起云涌的战国时代，唐物茶入是财产与权利的象征，用性命、城池换取唐物茶入的事件不胜枚举。

　　这一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考察归来的研究者们又先后在福州城市遗址、古寺庙遗址、墓葬遗址中发现了近200件与日本传世的“唐物茶入”相似或相同的薄胎酱釉小罐。其中就有这件市博馆藏的宋酱釉薄胎陶罐。

　　带着种种疑问，参考之前对福州地区窑址的考古调查资料，考古人员首先将目光聚焦到了福州市西郊的洪塘窑。

　　1999年3月，考古人员对洪塘窑进行了二次考古调查。根据此次调查中采集到的细胎标本，结合前期城市建设工地出土的同类器物等资料推测，日本传世的唐物茶入中，大部分来自洪塘窑。

　　福建考古发现的成果也同时得到了日本研究者的肯定。洪塘窑考古的这一重要发现不仅为最终解决唐物茶入的产地和窑口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中日茶文化交流史特别是福州和日本的茶道文化交流史补充了重要的章节。

　　1323年，一艘从中国开往日本博多的商船，途经韩国西南端的全罗南道新安海域时不幸沉没。1975年，一位渔夫的偶然发现，使这艘满载22000多件中国陶瓷的福船，在近700年后重见天日。2012年9月，浙江省博物馆与韩国国立光州博物馆合作举办“大元帆影——韩国新安沉船出水文物精华”展，为一只出水的薄胎酱釉小罐标注“洪塘窑黑釉小罐”。它与市博的这件宋酱釉薄胎陶罐造OB体育入口app型类似，口沿外翻或外卷，短颈、折肩或弧肩、鼓腹、平底，这类器型的薄胎酱釉小罐在日本被称为“大海”型。

　　据新安沉船资料显示，沉船出水的洪塘窑小罐原本是盛放香料丁香的容器，唇口的设计正好便于盛贮丁香时用油单封口。丁香除可合香之外，还有药用功能，宋元时期非常流行以丁香为原料的各种汤饮。宋人流行茶汤之礼，日本也深受其影响。丁香需“贮以新罐”，所以这些销往日本、原本用于贮存丁香的小罐，在丁香用尽之后，很自然就作为盛贮茶粉的用器被再次利用。（宋元时期以点茶为时尚，所使用的主要是团茶，饮前须将其捣碎、研成细末，然后用沸水冲点，搅拌成茶汤而饮，因此需要一种合适的容器来存放这种茶粉。）所以，这也和有研究者推测“新安沉船是福船，有可能是从福州起航”的观点不谋而合。

　　唐代是中国茶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茶文化在唐代的流行必然影响到日本遣唐使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并将茶叶和茶文化一道引入日本。南宋时期，中国的茶文化在日本得到了再一次传播，并站稳脚跟，饮茶文化逐渐从朝廷、寺院及僧侣之间的“寺院茶”时期走向幕府将军、武士阶层热衷于饮茶的“书院茶”时期，催生出日本茶道最繁荣的阶段，对茶道具的需求也随之旺盛，其中更以唐物为尤。

　　自晚唐五代起，福州抵达博多的航路就将福州怀安窑的陶瓷运送到博多，受怀安窑影响深远的洪塘窑也是通过这条线路从福州港直接输出到日本。这在福建商人在博多活动的史籍与考古发现的陶瓷遗存，都有相关证明，彰显了福州与博多贸易历史的渊源。

　　1451年，日本与明朝的贸易在一度中断后恢复，大批中国瓷器通过贸易运抵日本，这其中就包含许多唐物茶入。质朴简素的唐物茶入成为当时的日本统治者足利义政喜爱的茶具，任命专人从中国采购、收集、筛选。

　　但有趣的是，此时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大明王朝。元朝因江南风行煎煮芽茶，像建盏、薄胎酱釉器（唐物茶入）等宋人茶器已渐渐被元朝人弃用，更能衬托煎煮芽茶茶汤之美的景德镇和龙泉窑的斗笠盏、束口盏等茶碗茶具更加流行。所以因点茶法、传统蜡茶而发展的唐物茶入也停止了生产。这与考古专家推断洪塘窑生产年代上限是北宋，延续至南宋或元代相一致。所以，足利义政当时命人来淘的已是中国的“古董艺术品”了。

　　茶叶贸易历史承载着福州作为古代世界三大茶港之一的前世今生。俗话说好马配好鞍，好茶也要有好茶具。

　　日本人称为“唐物茶入”的茶具，被誉为茶道文化的瑰宝，具有不可撼动的至尊地位。它与“唐物天目”一样被视为稀世奇珍，是一种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和财产、地位与权力的象征，是福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城市的重要实物佐证。

　　该文物质地细密，胎体坚薄，器型规正，火候高、窑变奇，流釉自然，极具个性特征之美。透物见神，与茶道中所追求的质朴、自然、清闲淡雅的意境高度融合，诠释出茶长在山中，采在筐中，藏在罐中，醒在杯中，永远留在记忆中的独特的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