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作为亚洲东部有着悠久历史的三个国家，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一直存在各种联系，而且是长达上千年的时间；因此中日韩三国在传统文化方面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这一切的根源是中国对日韩的历史影响。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已经与朝鲜半岛产生密切联系，到秦汉之后更是不断地被中国文化所熏陶；日本则是在魏晋时期与中国产生交集，到唐宋时期持续性且主动地向中国学习各种文化。

　　因此中日韩三国在茶道精神方面也是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但是同样因为各国国情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点。

　　不管中国还是日韩两国，三国茶道的形成都离不开佛禅文化的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给中国人留下一本《茶经》的作者陆羽便是和佛禅文化有着不解之缘，陆羽更是被称之为“茶圣”。

　　陆羽的出生是比较凄凉的，他一出生就被抛弃了，而陆羽一生的贵人是唐朝的一位和尚，尊号智积禅师，陆羽就是由智积禅师抚养成人，也是在寺院成长的时间里接触了茶事。

　　虽然智积禅师一心要陆羽出家为僧，但是陆羽只愿意学佛不愿意出家，后来机缘巧合之下又与唐朝著名诗僧皎然结识，向他学习了更多的茶文化知识，因而陆羽决定一心钻研茶道，最终成书《茶经》。

　　例如在中国佛教禅宗的《五灯会元》上有记载一个事情，即唐朝著名僧人从谂禅师曾与僧人谈话，不管僧人说什么，他都是以“吃茶去”三个字回复新来的僧人，从谂禅师的潜台词就是有什么佛禅问题，先去一边喝茶一边悟道。

　　中日韩三国的茶道精神之中都含有一个“和”字，例如唐朝灵一禅师曾写诗道：“坐饮香茶爱此山”，意为坐在深山之中喝茶，让他觉得更加爱上自己所处的山岳，其实背后就是体现佛禅之中的“和”文化；

　　例如中国宋代时期，日本派出禅宗使者来到中国学习，其中有一位和尚是跟随宋代著名高僧圆悟克勤。

　　当时圆悟克勤领悟禅宗与茶道相结合的精神境界，并灵光乍现地写下“茶禅一味”四字，而这一份墨宝被日本荣西和尚带回日本，并且把圆悟禅师的茶禅理解也带回日本，开启了日本的茶道历史。

　　并且日本茶道集大成者的千利休也是跟随高僧学佛禅文化多年，最终让日本茶道彻底成型。

　　韩国茶道的起源也是中国，根据《新罗本纪》记载，“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这是说朝鲜半岛新罗王朝时期，派遣使者来到中国唐朝，并且把茶叶带回新罗；而被韩国人誉为“茶圣”的茶道大师便是一位和尚，是为草衣禅师；

　　他为韩国留下《茶神传》和《东茶颂》两部茶学经典，其中他就讲到一种“中正”的茶道精神；所谓“中正”，是指饮茶之时做到茶叶与水的比例要适中，泡茶的时间也要适当，倒茶之时更要不急不慢，还强调佛茶文化的平常心，这便是中正之道，其实就是禅宗与茶文化的体现。

　　首先，中国茶道精神的“和”就包含着儒释道三派的文化；茶圣陆羽他为什么不出家？因为他既认可佛家文化，同时也认可儒家文化，例如他的《茶经》之中有写道：“有雨不采，睛有云不采”；

　　此话是说在雨天不能采茶，晴天有云朵不采茶，这不是单纯的一种采茶的经验，更是儒家文化“和”的体现，只有保证自己采摘的茶叶在最合适的时机采摘，才能让后续制茶、饮茶都能“一团和气”，否则错误的时机采茶，就会出现尴尬且非“人和”的气氛。

　　例如唐朝刘贞亮写下《饮茶十德》，此文把饮茶有益于修身进行了理论性总结，其中一句“以茶养身体”，便是说通过饮茶让人追求到茶与“人和”的精神意境，再走向人身合一的境界，这样人们在和和气气的心态下生活，肯定能减少病痛。

　　其次，韩国茶道精神中的儒家文化；在高丽王朝时期，韩国茶道结合儒家思想，形成了韩国一套礼仪，称之为“五行献茶礼”，这项祭祀礼仪的祭拜对象就是中国的“炎帝”，而且在祭礼进行时，主祭人必须要进行以“天、地、人、和”为核心的文章朗诵；

　　正是在这个五行献茶礼的推动下，韩国历史上的郑梦周、等人，让韩国茶道结合中国儒家思想朱文公家礼，然后把韩国茶道的“和”之思想融入到韩国百姓婚丧嫁娶等习俗活动之中。

　　其三，日本茶道精神的儒家文化；日本茶道大宗师村田珠光，给日本茶道精神提出定义，是为“谨敬清寂”四谛，其中“谨”字就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一部分，例如儒家思想有句话为“君子慎独”，其中“慎”是指“谨”；

　　但是后来的日本茶道集大成者千利休有改了一个字，四谛为“和敬请寂”，而“和”依然带着中国的儒家文化，因为日本茶道的“和”有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道，而儒家思想一直在强调“仁”，因此日本茶道的“和”便是儒家“仁”思想的表现之一。

　　中国茶道精神中的“和”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再结合佛禅、道家文化而形成的；例如陆羽在《茶经》之中讲到“茶之为用……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这里面讲到“俭德”就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而诞生的一种文化定义；

　　而中国茶道精神的“和”，其实就是指中国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正所谓不偏不倚，用最适宜的“度”把握住一切事情；也如道家太极一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又是道家的一种“和”，比如茶水，正是由茶叶、清水结合而形成的一种饮品，经过几千年的文化塑造和赋予，形成今天的中国茶道之“和”。

　　例如宋朝的《大观茶论》之中对茶道精神之和定义为“清和”，明朝朱权在《茶谱》之中提出茶与自然、茶与道家，主张“和而为一”的茶道思想，这便是中国茶道精神“和”的独特之处。

　　总体来讲，中国茶道精神中的“和”，主要是“天人合一”，即天、人、茶，因为茶叶的长成是依托大自然，也就是“天”，中国儒家文化、道家文化都追求“天人合一”，这一点就是中国茶道精神与日韩最大的不同。

　　韩国茶道的开创者是一位佛禅高僧，名为元晓大师，他作为一名僧人，原本是一心求佛，但是决定前往唐朝时发生小插曲，选择放弃赴唐，之后潜心钻研属于自己的佛禅理论。

　　他在悟禅时喜欢喝茶，慢慢地就悟出“茶禅合一”的精神境界，并且对茶道提出一个思想定义，是为“和静”思想。

　　因此，韩国的茶道是以佛禅文化为基础，融合了中国儒家思想，以及本土的文化思想，而韩国本土的思想文化其实是一批爱国青年组成武士团体，被韩国当时的君主命名为“花郎道”。例如在中国唐朝工作过的崔致远，作为被韩国誉为“海东孔子”的大家，他留下的《鸾朗碑序》之中，对花郎道有过解释。

　　他说：“我国有一玄妙之道……花郎道兼儒、佛、仙之教，教化众生”，通过此处可以得知，花郎道在韩国本土被当时的人们称之为“仙”，这说明韩国的茶道精神是以佛禅文化为基础，结合儒家、花郎道的文化而形成的茶道；

　　最后韩国茶道再经历西山大师、丁若镛、草衣禅师等人的不断完善，而诞生“和、敬、怡、真”的茶道精神核心。如果说中国茶道的“和”主要是指“天人相和”，那么韩国茶道精神的“和”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和。

　　日本茶道精神的核心四谛是指“和、敬、清、寂”，同时日本的茶道高度追求茶室和饮茶的步骤以及茶禅的意境；其中茶室的追求包括对建筑、器具、服饰、园林、工艺等诸多方面的要求，可见日本茶道精神的“和”主要是追求“人与物”的相和。

　　例如日本茶道宗匠千利休提倡“草庵”（即茶室的一种），虽然他提倡的茶室比较简单，但重点是需要一个单独的空间，而且讲究人越少越好，最佳就是一人饮茶。因此日本茶道的茶室，在建筑方面的材料不一定要金贵，但是一定要通过建筑材料能把茶道四谛的感觉带给茶人；

　　例如日本人冈仓天心在《茶之书》中曾言：“茶室的简朴单纯是模仿禅院的结果”，可见日本茶道精神就是以佛禅文化为核心，而且对茶道的精神追求依然是崇尚佛禅之道，所以说日本茶道精神的“和”是追求“人与物”的相和。

　　总而言之，中日韩三国的茶道精神是同根同源，都是从中国起源，只是在历经三国人们的独立发展和本土文化的影响之后，最终所阐述的精神核心有所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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